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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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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 
   
  我觉得在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我一直对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 
  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   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 
   
  陈学霖考证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我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收录在陈学霖著的《史林漫识》一书中的《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另一篇是收录在台湾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第一册里面的《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陈学霖的考证的基本内容介绍一下(另外还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中的考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说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谣言,产生的原因的是什么,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


1楼2006-05-28 11:05回复
    陈学霖教授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 
       
      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摘录开头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


    3楼2006-05-2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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