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院的气味
消毒水的味道渗进骨髓时，高松灯第一次意识到疼痛可以如此具体。不是抽象的、诗意的“心碎”，而是右腿从股骨到脚踝每一寸都在尖叫的实感。她的记忆停留在婚礼车队第二辆车的后排座位上——爱音握着她戴白手套的手，说“等下要笑得好看些”——然后是撞击，玻璃破碎声像一整条银河在耳边炸开。
醒来时，她首先看见的是天花板上的霉斑。它们以某种病态的优雅蔓延，像她再也没能写完的那首关于枯萎花的歌词。然后才是爱音的脸，右眼蒙着纱布，左眼红得吓人。
“灯。”爱音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灯想说话，但喉咙里插着管子。她抬起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耗尽力气——触碰到爱音的指尖。爱音的右手缠着绷带，小指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
护士进来换药时，灯才知道自己昏迷了三天。才知道父母坐的第一辆车被巨型广告牌垂直击中，才知道婚礼车队共有七辆车而她们在第二辆，才知道爱音的父母也在第一辆。太多“才知道”像针一样扎进还没完全清醒的意识里。
第四天，医生来谈治疗方案。灯只听懂几个词：“骨盆粉碎性骨折”“神经损伤”“康复希望”。爱音坐在病床边的塑料椅上，背挺得笔直，像还在羽丘的学生会长时代。但她的校服早就换成了沾着血污的婚纱改成的日常裙，右眼纱布在三天前换成了一只黑色眼罩。
“手术费用大约是这个数。”医生说了一个数字。
爱音点头，从随身包里拿出文件袋。里面有保险单、存折、两张还没兑换的婚礼礼金支票。她的动作很慢，因为右手还不灵活。灯看着她用左手吃力地翻页，突然想吐。
手术后第二周，灯开始复健。物理治疗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手劲很大，捏着灯的腿说：“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灯看着自己细了一圈的右腿，想起以前立希总说她的腿太细，打鼓时踩踏板会没力气。
“努力的话，也许能拄拐杖走路。”治疗师说。
“也许？”爱音问。
“神经的事情说不准。”治疗师给灯的腿套上器械，“先试试这个。”
器械通电时，灯咬住了嘴唇。那是一种陌生的疼痛，不是锐利的，而是深入骨髓的酸胀，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啃噬。她转过头，看见窗外东京灰蒙蒙的天空。婚礼原定在教堂举行，那个教堂有彩绘玻璃，阳光照进来时会在地面投下彩虹。
爱音蹲下来，握住灯的手。她的左眼依然很红，但没哭。
“会好的。”爱音说，不知道是对灯说还是对自己说。
灯点头。她突然想起很久以前，CRYCHIC第一次正式演出前，她紧张得在后台发抖，祥子也是这样握住她的手说“会好的”。后来祥子解散了乐队，后来祥子消失在她们的生活里，后来灯明白了“会好的”有时候只是一句礼貌的谎言。

第二章 北海道的雪
离开东京时是三月，北海道的雪还没化尽。
爱音用剩余的钱租了一栋旧校舍改建的屋子。房子在村子边缘，离最近的便利店要走二十分钟。前屋主是退休教师，留下了满墙的书和一台老式钢琴。钢琴有几个键不准，但灯坐在轮椅上够得到琴键。
搬家公司的货车卸下行李就走了。五个纸箱，装着她们从东京带来的全部：衣服、书、灯的歌词本、爱音的教学资料、一套残缺的餐具（婚礼礼物中幸存的部分）、两张折叠床。
爱音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一只野猫从走廊窜过。她顿了顿，继续推着灯的轮椅进屋。地板很冷，即使铺了从二手店买来的地毯，寒气还是从木板缝里渗上来。灯抱着自己的膝盖——这是她新的习惯动作，仿佛要确认腿还在那里。
第一晚，她们睡在同一个房间。灯半夜醒来，听见爱音在哭。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醒什么。灯假装睡着，直到爱音的呼吸变得平稳。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漏进来，照在爱音的眼罩上。灯突然想起，她还没见过爱音右眼受伤后的样子。爱音总是戴着那个黑色眼罩，像某种仪式性的遮挡。
第二天，爱音去了村公所。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看了她的教师资格证和东京某中学的推荐信，点点头。
“五年级和六年级合班，一共十一个学生。”村长说，“月薪是这么多。”
数字比东京时少了三分之二。爱音算了算，够交房租和水电，勉强够吃饭。她点头说好。
村长打量她的眼罩，欲言又止，最后只说：“孩子们可能会问。”
“我会处理。”爱音说。
回家的路上，她在村口小卖部买了米、鸡蛋、速食咖喱。店主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找钱时多看了她的眼罩几眼，但没说话。爱音提着塑料袋走在积雪未化的路上，右眼的位置隐隐作痛。医生说创伤后神经痛可能会持续很久，也许一辈子。
灯在家写歌词。这是她手术后第一次尝试创作。歌词本摊在膝盖上，铅笔握在手里，但手在抖。不是心理上的颤抖，是生理性的，像某种内部故障。她盯着自己颤抖的手指，想起以前弹钢琴时，立希总说她左手的小指力度不够。
门开了，爱音带着冷空气进来。
“我找到工作了。”爱音说，声音里有种刻意装出来的轻快，“明天开始上课。”
灯点头，把颤抖的手藏到毯子下。
那天晚上，爱音做了咖喱饭。她们坐在矮桌前，灯需要把轮椅卡在特定角度才能够到桌面。吃饭时很安静，只有勺子碰碗的声音。吃到一半，灯突然说：“我想喝酒。”
爱音抬头看她。
“医生说止痛药不能和酒精一起。”爱音说。
“我知道。”灯放下勺子，“就是想喝。”
爱音看了她一会儿，起身从纸箱里翻出一个小瓶清酒。那是婚礼上准备用来敬酒的那瓶，奇迹般地没碎。
“只喝一点。”爱音倒了两个杯底。
灯接过杯子，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她想咳嗽。但她忍住了，把空杯子递回去。
“还要。”
爱音没动。
“高松灯。”爱音叫她的全名，这是事故后第一次，“我们得活下去。”
灯笑了。一个没有声音的笑，只是嘴角扯动了一下。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喝酒。”

第三章 轮椅上的日子
乡村生活有一种缓慢的残酷。
灯学会了用轮椅在土路上行进，学会了在没有无障碍设施的老房子里移动，学会了在爱音去学校时自己处理一切。她继续写歌词，但进度很慢。手抖得厉害时，她就用左手按住右手腕，像在制服一只不听话的动物。
爱音的教学并不顺利。孩子们盯着她的眼罩窃窃私语，有个男孩直接问：“老师，你的眼睛被妖怪吃了吗？”爱音愣了两秒，然后笑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惊讶的自然笑容。
“不是妖怪。”她说，“是事故。”
“会好吗？”
“不会了。”
孩子们安静下来。那之后，他们不再问眼罩的事，但也不怎么亲近她。爱音不在意，她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每天晚上，她批改作业到很晚，准备教案，然后在灯睡着后检查家里的开支。
第一个月结束时，她们还剩一点点钱。爱音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烧酒，藏在厨房柜子最里面。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买，只是某天路过酒铺时，腿自己走了进去。
灯发现了那瓶酒。某个爱音去学校的下午，她摇着轮椅翻遍了厨房。酒藏在米袋后面，灯把它拿出来时，手抖得差点拿不住。她没喝，只是抱着酒瓶坐了很久。窗外，北海道的春天来了，但雪还没化完，地面上是一片片肮脏的白色与黑色泥土的混合。
那天晚上，灯说：“我看见酒了。”
爱音正在记账，铅笔停在纸上。
“嗯。”
“我能喝吗？”
“不能。”
灯没再说话。第二天，爱音发现酒瓶少了一小截。她看着瓶子里下降的液面，突然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她把酒瓶放回原处，没说话。
灯开始频繁地要酒喝。起初只是晚饭时的一小杯，后来变成中午也要，后来变成随时。爱音把酒藏起来，灯就求她，用那种空洞的眼神看着她，说：“求你了，爱音。就一点。”
五月的某个雨天，灯从轮椅上摔了下来。爱音放学回家时，看见她倒在玄关，轮椅翻在一边。灯的手肘擦破了，血混着雨水在地板上晕开。爱音跪下来扶她，发现她浑身酒气。
“你出去了？”爱音的声音在发抖。
“酒没了……”灯含糊地说，“去买……”
“你怎么去的？！”
灯指了指窗户。爱音这才看见，客厅的窗户开着，窗台下有轮椅的压痕和手的抓痕。灯爬出去了。拖着一条废腿，从窗户爬出去，穿过院子，摇着轮椅去了村口的酒铺。
爱音抱住灯。抱得很紧，紧到灯开始挣扎。
“放开……”
“不。”
“放开我！”
灯尖叫起来，用手捶打爱音的后背。她的拳头很软，没有力气。爱音不放手，直到灯累了，瘫在她怀里抽泣。雨还在下，打在没有关的窗户上，打湿了地板上的歌词本。墨迹晕开，把一首没写完的歌变成一片混沌的蓝色。
那天晚上，爱音把家里所有的酒都倒进了水槽。灯看着她倒，没有阻止。倒完后，爱音说：“我会每天检查。”
灯点头。但第二天，爱音在灯的轮椅坐垫下发现了一个小酒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藏的，也不知道她怎么弄到的钱。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第四章 借钱的电话
椎名立希接到电话时，正在RiNG准备晚上的演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陌生号码，但区号是北海道的。她犹豫了三秒，接起来。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立希以为打错了。然后是一个很轻的声音：“立希？”
立希差点没认出来。那声音太哑了，像声带被砂纸磨过。
“灯？”
“嗯。”灯顿了顿，“能借我点钱吗？”
立希走到后台角落，压低声音：“你要钱干什么？”
“买酒。”
直白得残忍。立希握紧手机，指甲陷进掌心。
“爱音呢？”
“学校。”
“她让你喝酒？”
“不。”灯的声音突然带上一点笑意，一种病态的笑意，“所以我得偷着买。”
立希闭上眼。她想起以前的灯，那个会在练习时紧张到忘词、会在演出成功后躲在后台哭、会写下“我们是被遗弃的星星啊”这种歌词的灯。那个灯已经死了，死在那场车祸里，死在那块广告牌下。现在打电话的是某个借住在灯身体里的幽灵。
“要多少？”立希听见自己问。
灯说了一个数字。不多，刚好够买几罐最便宜的啤酒。
“账号没变？”立希问。
“嗯。”
“我现在转。”
“谢谢。”
电话挂了。立希看着手机屏幕变暗，突然想砸东西。但她没有，她只是打开网银，转了钱。转账备注她犹豫了很久，最后什么都没写。
晚上演出时，立希的鼓点特别重。观众席有人喊“太用力了！”，她没听见。她只听见电话里灯的声音，那种空洞的、没有任何求生欲的声音。
演出结束后，素世来找她。
“你今晚状态不对。”素世说，手里端着两杯水。
立希接过一杯，一饮而尽。
“灯打电话来了。”立希说。
素世的手顿了顿。
“她要钱买酒。”立希继续说，“我给了。”
素世沉默了很久。后台很吵，别的乐队在调音，笑声和脏话混在一起。
“我们得做点什么。”素世最后说。
“做什么？”立希看向她，“去北海道把灯绑起来强制戒酒？谁出钱？谁有时间？你妈的公司离得开你？RiNG离得开我？”
素世没说话。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水杯，水面在微微晃动。
“她们选择了离开。”立希的声音很冷，“选择了躲到我们够不着的地方。我们能怎么办？每个月寄钱？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至少……”
“至少什么？”立希站起来，凳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至少我们良心过得去？省省吧，素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她抓起外套离开后台，没再看素世一眼。
回家的电车上，立希又想起电话里灯的声音。那么轻，那么远，像从另一个世界打来的。她打开手机，看转账记录。小小的数字，小小的罪恶感。她知道自己下次还会转，下下次也会。因为不转的话，灯可能会找别人借，可能会去做更糟糕的事。
或者，立希不愿意承认的是：转钱让她觉得自己还在灯的生活里，还有一点点用。

第五章 棉被与墙壁
发现那提啤酒罐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
爱音提前放学回家——村里开运动会，下午停课——打开门就闻到了酒味。浓烈的、发馊的啤酒味。她顺着味道找到灯的卧室，在轮椅下发现了空罐子。不是一两个，是整整十二个，排列整齐，像某种诡异的收藏。
灯不在房间。爱音走到客厅，看见灯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稻田。她手里拿着一罐新开的啤酒，已经喝了一半。
“灯。”爱音说。
灯没回头。
“我说过不能喝。”
“我知道。”灯喝了一口，“但我喝了。”
爱音走过去，拿走她手里的啤酒罐。灯没反抗，只是手还维持着握罐的姿势，手指微微弯曲。
“你哪来的钱？”爱音问。
“借的。”
“问谁借的？”
灯报了几个名字。立希、素世、乐奈——虽然乐奈大概率没给，她从来不存钱。还有一两个爱音不认识的名字，可能是灯以前在东京认识的编辑或音乐人。
爱音感到一阵眩晕。她扶住窗台，深呼吸。右眼的位置开始剧痛，那种神经被撕扯的痛。她摘下眼罩——这是她很少做的动作——用掌心按压眼眶。眼眶是凹陷的，伤疤组织在皮肤下形成硬块。
“把酒给我。”爱音说，声音很平静，“所有的。”
灯笑了。她转着轮椅面向爱音，眼神是涣散的。
“你要怎么处置我？”灯问，“把我锁起来？绑起来？还是干脆杀了我？”
爱音没说话。她走进厨房，拿出一个大垃圾袋，开始收拾空酒罐。一个，两个，十二个。她把袋子扎紧，放到门外。然后她回到客厅，看着灯。
“从今天开始，你不能一个人待着。”
“你要辞职？”灯问，“那你我吃什么？”
“我会想办法。”
爱音说到做到。她去找村长，请求把工作改成上午班，下午在家批改作业。村长看她眼罩下的伤疤——那天她没戴眼罩，凹陷的眼眶暴露在外——点了点头。
“家里有困难？”村长问。
“嗯。”
“需要村里帮忙吗？”
“暂时不用。”
爱音开始每天下午在家工作。她坐在客厅的矮桌前批改作业，灯在对面写歌词——或者假装写歌词。她们不怎么说话，沉默像第三个人坐在房间里。
但灯还是弄到了酒。爱音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也许是用私房钱——如果她们还有私房钱的话——也许是又借了钱。某个下午，爱音在灯的轮椅坐垫下发现了半瓶威士忌。
那天晚上，爱音做了决定。
她去村里的建材店买了泡沫板和旧棉被。店主好奇地问她要干什么，她说“家里要保温”。不是完全的谎言，冬天快来了，这栋旧房子确实需要保温。
第二天，爱音请了假。她先用泡沫板包住所有桌角、柜角、窗台边缘。泡沫板不够美观，白色的方块贴在老旧的木头上，像某种皮肤病。然后她开始钉棉被。从灯的卧室开始，把旧棉被钉在墙上，一层，两层。棉被吸音，房间突然变得异常安静，连呼吸声都显得刺耳。
灯看着她做这一切，没有阻止。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摊着歌词本，但一个字也没写。
“你要把我关起来？”灯问。
“是保护你。”爱音说，手里拿着锤子。
“保护我不伤害自己？”
“嗯。”
“那谁保护我不被你伤害？”
爱音停下动作。锤子悬在半空，她的背对着灯，所以灯看不见她的表情。几秒后，锤子落下，继续敲钉子。咚，咚，咚。声音被棉被吸收，变成沉闷的、压抑的敲击。
卧室完成后是客厅，然后是走廊。爱音把整个屋子都包了起来，像个巨大的襁褓，或者精神病院的软壁病房。最后，她在灯的卧室门上装了内外都能开的锁——但她只给了一把钥匙，自己拿着。
完工那天晚上，爱音做了火锅。简单的豆腐白菜锅，加了一点鸡肉。她们坐在被棉被包围的客厅里，热气升腾，在低矮的天花板上凝结成水珠。
“吃吧。”爱音说。
灯拿起筷子。手抖得厉害，豆腐夹了三次才夹起来。她看着筷子上颤抖的豆腐，突然笑了。
“我连这个都做不好了。”
“慢慢来。”
“慢慢来有什么用？”灯放下筷子，“慢慢来腿能好吗？眼睛能好吗？父母能复活吗？”
爱音没说话。她夹起一块豆腐，吹凉，放到灯的碗里。
“至少，”爱音说，“我们还活着。”
灯看着碗里的豆腐，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勺子——筷子太难了——舀起豆腐，送进嘴里。她咀嚼得很慢，像在品尝某种陌生的食物。
“不好吃。”灯说。
“嗯。”
“但我会吃完。”
“嗯。”
那天晚上，灯没有要酒。她早早躺下，看着被棉被覆盖的天花板。棉被是碎花图案，很旧了，颜色褪得发白。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她盖过类似的棉被。母亲说那是外婆的嫁妆。
“妈妈。”灯轻声说，但母亲听不见了。
没人听得见了。

第六章 窗外的灯（上）
椎名立希去北海道是在八月。
她没告诉任何人，买了最早班的机票，在札幌转火车，再转巴士。巴士在土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她才到达灯所在的村子。村子很小，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木造房屋。立希提着简单的行李，按照灯之前给的地址找过去。
房子在村子边缘，比立希想象的还要破旧。木墙斑驳，屋顶的瓦片缺了几块，院子里杂草丛生。她站在栅栏外，突然不敢进去。
然后她看见了灯。
在房子侧面，窗户底下。灯像一根被随意丢弃的棍子，倒插在墙边的泥土里。她的上半身靠着墙，下半身还在地上，轮椅翻倒在一旁，一个轮子压在她的脖子上。灯的手抓着轮椅的扶手，想把它推开，但力气不够。她的脸涨得发紫，眼睛半闭，嘴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
立希的大脑空白了三秒。然后她冲过去，推开栅栏门，鞋子陷进泥里。她跑到灯身边，用力抬起轮椅。轮椅很重，灯在下面发出窒息的声音。立希使出全身力气，终于把轮椅推开。灯倒在地上，大口喘气，咳嗽，咳出带血的唾沫。
“灯！”立希跪下来，扶起她，“你怎么样？”
灯看着她，眼神涣散，很久才聚焦。
“立……希？”
“是我。”立希检查她的脖子，有很深的压痕，但皮肤没破，“你在这里多久了？”
“不知道……”灯的声音像砂纸摩擦，“想出来……透透气……”
“爱音呢？”
“学校……”
立希抱起灯——轻得吓人，像抱着一捆枯柴——走进屋子。屋子里很暗，因为窗户都被棉被封住了。立希把灯放在铺着被褥的角落，去厨房找水。厨房很干净，但空荡荡的，冰箱里只有鸡蛋和一点蔬菜。
她倒了一杯水回来，扶起灯，让她小口喝。
“你怎么来了？”灯问。
“正好有空。”立希撒谎。
灯笑了，一个虚弱的笑。
“看到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失望？”
“闭嘴。”
灯听话地闭嘴。她靠在墙上，看着被棉被覆盖的墙壁。立希也看着那些棉被，突然明白了什么。那种铺天盖地的柔软，那种窒息般的保护。她想起爱音——那个曾经最喜欢漂亮衣服、最爱自拍、最在乎形象的千早爱音——把整个家变成这样。
“她什么时候回来？”立希问。
“五点。”
立希看看表，三点半。她还有时间。
她帮灯检查了身体，除了脖子上的压痕和几处擦伤，没有大碍。但她还是用手机查了最近的医院——在隔壁镇，车程四十分钟。
“我送你去医院。”立希说。
“不用。”
“灯——”
“不用。”灯重复，声音很轻但坚定，“我哪里都不去。”
立希看着她，突然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力。她可以强行带灯走，可以叫救护车，可以联系素世甚至报警。但她知道，那没有用。灯和爱音已经在这个棉被包裹的世界里建立了某种扭曲的平衡，外人强行闯入只会让一切崩溃。
她坐了下来，坐在灯旁边。
“那我陪你等到爱音回来。”
灯没说话。她们就这样坐着，在昏暗的、被棉被包围的房间里。阳光从棉被的缝隙漏进来，形成几道细细的光柱，光柱里灰尘飞舞。
四点半，门外传来脚步声。钥匙转动，门开了。爱音站在门口，背着书包，手里提着超市塑料袋。她看见立希，愣住了。
“立希？”
“我来看看。”立希站起来。
爱音走进来，放下书包和袋子。她先去看灯，检查她的脖子，动作熟练得像做过无数次。
“又摔了？”爱音问，声音很平静。
“嗯。”灯说。
爱音点点头，然后看向立希。
“谢谢你。”
“不用。”
爱音去厨房放东西。立希跟过去，看见她从袋子里拿出鸡蛋、面包、便宜的香肠。厨房的窗台上有一盆蔫掉的植物，叶子发黄。
“她经常这样？”立希问。
“最近才开始。”爱音洗了手，开始准备晚饭，“想从窗户出去，但轮椅在门槛上卡住了。”
“为什么不把窗户封死？”
爱音停下动作。她转过来，看着立希。她的右眼凹陷处，伤疤在厨房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
“封死的话，”爱音说，“她就真的没有出口了。”
立希无话可说。
那天晚上，立希住在客房——其实只是个堆杂物的房间，爱音临时铺了被褥。她睡不着，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灯和爱音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内容。然后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声。
第二天一早，立希要走了。爱音送她到村口巴士站。
“钱我会还你。”爱音说，“灯借的那些。”
“不用。”
“要还的。”
立希看着爱音。她的眼罩又戴上了，黑色的布料遮住了伤疤。她穿着朴素的棉布裙，头发随便扎着，和以前那个精心打扮的千早爱音判若两人。
“你们……”立希想说“你们要不要回东京”，但没说出口。
爱音摇摇头，仿佛知道她要问什么。
“我们回不去了。”
巴士来了。立希上车前，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你还爱她吗？”
爱音沉默了很久。巴士司机按喇叭催促。
“爱。”爱音说，“但爱没有用。”
立希上车。巴士开动时，她从车窗回头看。爱音还站在原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道路尽头的一个黑点。

第六章 窗外的灯（下）
回到东京后，立希给素世打了电话。
“我见到她们了。”立希说。
“怎么样？”
“不好。”
素世在电话那头叹气。
“我们能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
她们沉默了。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杂音。
“至少，”素世最后说，“我们还知道她们活着。”
“嗯。”
立希挂了电话。她看着RiNG天花板上旋转的灯球，突然想起CRYCHIC第一次练习的那个下午。灯紧张得忘词，祥子弹错了和弦，她自己打鼓节奏乱了，只有睦安静地弹着贝斯。那时候她们都以为，音乐可以拯救一切。
多么天真的幻想。

第七章 最后的坠落
椎名立希的叙述停在这里。
我——现在坐在她对面的这个人——消化着这些信息。十五年，足够把任何悲剧变成平淡的往事，足够让尖锐的痛苦钝化成慢性的不适。立希说这些时的平静，不是冷漠，而是长期面对无解问题后的麻木。
“后来呢？”我问。
“什么后来？”
“灯死后，爱音去了哪里？”
立希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我们在RiNG二楼的休息室，楼下有乐队在排练，鼓点透过地板传上来。
“我不知道。”立希说，“她没联系我，没联系任何人。素世托人去打听过，听说她回了东京，但没人见过她。也许换了名字，也许离开了日本，也许……”
她没说完。也许死了。这个可能性悬在我们之间，像一把没落下的刀。
“你呢？”立希看着我，“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想告诉她，我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在高松灯葬礼后——如果她有葬礼的话——回到东京的千早爱音。但我说不出口。不是不想，是不能。那个名字卡在喉咙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我是作家。”我说了事先准备好的谎话，“在写关于音乐人的纪实文学。”
立希挑了挑眉，但没深究。她累了，我看得出来。回忆这些消耗了她太多能量。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她问。
“没有了。”我说，“谢谢你。”
立希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见到爱音，”她说，“告诉她，不用还钱了。”
我愣住。
“什么？”
“灯借的那些钱。”立希说，“不用还了。本来也没指望她还。”
说完，她推门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听着楼下的鼓点。鼓手打得不错，节奏稳，力度控制也好。但不如立希。立希打鼓时有股狠劲，像要把鼓皮敲穿。
我离开RiNG，走在池袋的街道上。十五年过去，这里变了很多。新的商场，新的广告牌，新的年轻人穿着我没见过的时髦衣服。但有些东西没变：车流的声音，地铁出口涌出的人潮，便利店门口抽烟的高中生。
我回到租的公寓。很小的一居室，家具都是二手的。我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立希没有认出我，这很正常。我的右眼装了义眼，手艺很好，几乎看不出异常。头发剪短了，染成深棕色。声音变了，因为抽烟和长期不说话，变得低沉沙哑。连名字都改了——我现在叫“中村明”，一个普通到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名字。
但我认得立希。她老了，眼角有了细纹，但打鼓时的姿势没变，烦躁时抓头发的动作没变。还有她看我的眼神，那种“我认识你吗”的短暂困惑，然后归于平淡。
我从床上爬起来，把写着“采访记录”的纸撕碎，扔进马桶冲掉。水流旋转着把纸屑卷走，就像时间卷走过去。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灯。
梦里她还是婚礼前的样子，穿着白无垢，坐在轮椅上——不，不对，她站着，腿好好的。她对我笑，说“爱音，该走了”。我伸手去牵她，但怎么也够不到。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或者一层水。然后灯开始下沉，像沉入深海，越来越深，直到消失。
我惊醒，浑身冷汗。看看钟，凌晨三点。再也睡不着，我爬起来，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两张照片。一张是CRYCHIC的合照，五个人在练习室里，灯在中间，笑得很腼腆。一张是我和灯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们都还相信未来。
我看着照片，突然想起立希最后说的话：“如果你见到爱音，告诉她，不用还钱了。”
她知道了。或者至少怀疑了。但她选择不说破，选择给我——给爱音——留一个体面的出口。
我把照片放回铁盒，盖上盖子。铁盒很旧了，边角生锈，像埋葬时间的棺材。
躺回床上时，我想：这样的过去还不如全都忘记。但我知道，我忘不了。就像我右眼的空洞，虽然看不见了，但还在那里。就像灯的轮椅压痕，虽然地板换了，但痕迹已经刻进骨头里。
天亮时，我起床，洗漱，穿上外套。我要去一个地方，一个十五年没去过的地方。
飞鸟山公园。

第八章 飞鸟山，十五年
公园变了，也没变。樱花树更粗了，长椅换了新的，儿童游乐设施翻新过。但山坡的坡度没变，看东京街景的角度没变。
我走到当年祥子宣布解散CRYCHIC的那个地方。具体是哪棵树其实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一片樱花林里。现在不是花期，树枝光秃秃的，指向灰白的天空。
我在长椅上坐下。很冷，但我没戴围巾。右眼的位置开始痛——阴天时总是这样。我按了按眼眶，义眼的触感很陌生，像身体里的一块异物。
“爱音。”
我猛地转头。长椅另一端坐着一个人，我竟然没发现她什么时候来的。
是若叶睦。
她几乎没变。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还是安静的姿态，只是头发长了些，在脑后松松地束着。她穿着深绿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小袋种子似的东西。
“睦？”我下意识叫出她的名字，然后后悔。
睦点点头。她递给我一颗种子，我愣愣地接住。
“这是什么？”
“花的种子。”睦说，“能开很久的花。”
我看着手心的种子，棕色，很小，像一粒尘埃。
“你怎么认出我的？”我问。
睦没回答。她站起来，走到一棵樱花树下，把手里的种子撒在树根周围。动作很轻，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灯喜欢樱花。”睦说，“虽然她没说过。”
我知道。灯写过关于樱花的歌词，说樱花凋谢时像浅粉色的雪。那时我们还讨论，等老了要一起看樱花，每年都看。
“你经常来这里？”我问。
“嗯。”睦撒完种子，走回长椅边，但没有坐下，“有时候。”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远处有孩子在玩滑梯，笑声传过来，显得很遥远。
“祥子呢？”我问。问出口才发现，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藏了十五年。
“在京都。”睦说，“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不弹钢琴了。”
意料之中的答案。祥子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什么时候该开始新生活。不像我们，卡在过去的裂缝里，动弹不得。
“立希告诉你了？”我问。
“一部分。”睦说，“我自己也猜到了。”
她看向我，眼神平静得像深潭。
“你要一直这样吗？”睦问，“假装不是自己。”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右眼的疼痛加剧了，像有什么在里面钻。
“我不知道。”我最终说。
睦点点头，好像这个回答已经足够。她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小信封，放在长椅上。
“给你的。”
“什么？”
“灯的歌词。”睦说，“最后那本。爱音走时留在房子里，我收拾东西时找到了。”
我盯着那个信封，不敢碰。
“为什么给我？”
“因为她是写给你的。”睦说，“虽然没写名字，但我知道。”
她转身要走。我叫住她。
“睦。”
她回头。
“你恨我吗？”我问，“恨我没照顾好她？”
睦想了想，很认真地想了想。
“不恨。”她说，“灯是自己选择的路。我们都是。”
她走了。绿色的外套消失在光秃秃的樱花树后。我拿起信封，很轻，轻得像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我没打开，放进外套内袋，贴着心脏的位置。
我在长椅上又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开始西斜。孩子们回家了，公园安静下来。我想起十五年前的今天，不，不是今天，是另一个日子。婚礼的日子。如果一切顺利，现在我们应该在某个地方庆祝结婚纪念日，也许有孩子，也许没有，但至少在一起。
但“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词。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走下山坡时，我路过一个垃圾箱，犹豫了一下，把睦给的种子扔了进去。种子落进垃圾袋的窸窣声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
但走了几步，我又折回去，把手伸进垃圾箱，把种子捡了回来。垃圾箱很脏，我的手沾上了污渍。但种子还在，棕色的，小小的，躺在掌心。
我握紧种子，继续走。
回到公寓时天已经黑了。我没开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拿出睦给的信封，打开。
里面是几张纸，边缘发黄，折叠的痕迹很深。我展开，是灯的笔迹——或者说，是灯最后的笔迹。字迹潦草，颤抖，有些地方墨水晕开，像被水打湿过。
标题是：《给看不见的你》
最后两个字写得特别用力，笔尖几乎划破纸。
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然后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出来。右眼流不出泪，只有左眼在流，温热的液体滑过脸颊，滴在纸上，把墨迹晕得更开。
我把纸折好，放回信封。然后我站起来，打开房间所有的灯。灯光很刺眼，但我没闭眼。我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十五年没开过的窗户，铰链都锈住了，我用力才推开。
风吹进来，带着城市夜晚的味道：汽车尾气，餐馆的油烟，远处河流的湿气。不是北海道的风，没有泥土和雪的味道。但它是风，是流动的空气，是灯说的“我会变成风”。
我在窗边站了很久，直到腿麻。然后我回到桌前，拿出纸笔。不是写歌词，是写信。给立希，给素世，给睦，给乐奈——如果我能找到她的话。简单的信，只说：我还活着，在东京，没事。
写完信，我看了看时间，深夜十一点。还早。我穿上外套，出门。
我要去一个地方，一个早就该去的地方。

第九章 池袋之夜
我走在池袋的街道上，没有目的，只是走。路过当年常去的卡拉OK，已经变成了便利店。路过和灯一起买过衣服的商店，现在是药妆店。路过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倒闭了，招牌还在但灯箱不亮了。
城市在更新，像蛇蜕皮，把旧的吃掉，长出新的。但有些痕迹还在，在混凝土的缝隙里，在霓虹灯的阴影里。
我走到西口公园。深夜的公园人不多，几个流浪汉在长椅上睡觉，年轻人在角落里抽烟。我找了个空长椅坐下，看着对面的巨型屏幕。屏幕在放广告，色彩鲜艳得虚假。
“借个火？”
我转头，一个穿皮衣的女人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烟。我摇摇头。
“我不抽烟。”
她耸耸肩，在我旁边坐下，自己点了烟。打火机的火光映亮她的脸，很年轻，也许二十出头。蓝色的头发，耳朵上很多耳钉。
“这么晚一个人？”她问。
“嗯。”
“我也是。”她吐出一口烟，“刚下班。”
“什么工作？”
“酒吧。”她说，“调酒。”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抽烟，我看屏幕。广告换成音乐节目的宣传，一群偶像在跳舞，笑容灿烂。
“你看起来不像这里的人。”她说。
“哪里像？”
“说不清。”她又吸了一口烟，“有种……很远的感觉。”
我笑了笑。远吗？十五年的距离，确实够远。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凉，山田凉。”她说，“你呢？”
我犹豫了一下。
“明。”我说，“中村明。”
“明。”她重复，“好名字，光明的意思。”
光。灯。我想起灯的歌词：“我会变成你右眼里偶尔的光”。现在我的右眼里没有光，只有一块塑料和硅胶。但也许，偶尔，在特定的角度下，它会反射一点点光，像假的星星。
“你做什么的？”凉问。
“以前是老师。”我说，“现在……什么都不做。”
“退休了？”
“算是吧。”
她点点头，没追问。烟抽完了，她把烟蒂按灭在随身带的便携烟灰缸里。
“我要回去了。”她站起来，“明天还得上班。”
“嗯。”
她走了两步，回头。
“明。”
“嗯？”
“如果觉得远，”她说，“就找点近的东西。一杯酒，一首歌，一个人。什么都行。”
我点点头。她挥挥手，消失在公园出口。
我继续坐在长椅上。近的东西。我有什么近的东西？一个义眼，一封遗书，一颗种子。还有十五年的距离。
但我突然想起灯的最后一句歌词：“把棉被拆掉，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
我摸了摸外套内袋，信封还在。种子也在，在另一个口袋。
也许，也许我可以试着种下它。种在花盆里，放在窗台上。浇水，等它发芽。如果它开花，就看看是什么花。如果不开花，就继续等。
也许，也许我可以给立希打个电话，不是采访，就是用爱音的身份。说“我回来了，不用还钱了”。
也许，也许我可以去看一场Live，去RiNG，听立希打鼓。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只是听。
也许。
屏幕上的广告又换了。这次是婚戒的广告，钻石在灯光下闪烁。模特的手很美，无名指上的戒指很亮。
我想起我和灯的婚戒。便宜的白金戒指，内侧刻着彼此名字的首字母。我的那枚在事故中丢了，也许掉在车里，也许掉在医院。灯的那枚，我不知道。也许和她一起火化了，也许被立希或素世收着，也许还在北海道那栋房子的某个角落。
不重要了。戒指只是象征，而象征会磨损，会丢失，会变成记忆里的一个模糊光点。
重要的是，灯写下了那些歌词。重要的是，睦把歌词交给了我。重要的是，立希还记得。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慢慢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想起凉的话：找点近的东西。
近的东西。
我摸摸口袋，种子还在。很小，但存在。我握紧它，像握着一颗微型的心脏，在掌心里微弱地跳动。
回到公寓，我找出一个空酸奶杯，装上土，把种子埋进去。浇了点水，放在窗台上。月光照进来，杯子的边缘泛着淡淡的白光。
我躺回床上，闭上眼睛。这一次，我没有期待梦见灯。但如果有梦，我希望是明亮的，有风的，有花开的声音。
睡意袭来时，我想：明天，我要去买个花盆。大一点的，能让根好好生长的。
然后我就睡着了。一夜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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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

顺带一提，这片文章算是酒精灯的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