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读《魏书·武帝纪》，就可以得知参与这一事件的有二十三人，其中《三国志》有传的十三人，缩小了阅读范围。曹操、袁绍是这次战役双方的直接指挥者，当然是阅读的重点人物。实际上《武帝纪》、《袁绍传》记载此事的文字也最多，《纪》近九百字，《传》也有五百八十余字。其余十一人，经查阅，荀彧、荀攸、曹仁、张郃、关羽五人的传，都有二三百字叙述此事，从不同角度补充了《纪》和《传》的内容，而贾诩、张辽、徐晃、曹洪、刘备、孙策等六人的传，记载此事较少，甚至没有提及。  
        所以，我们要想从《三国志》中了解“官渡之战”的基本史实，重点阅读《武帝纪》、《袁绍传》及荀彧等五人的传记，大体可以达此目的，不必通读全书，或者漫无边际地去翻阅了。  
        另外，在《武帝纪》中没有提到而在《三国志》的传记中，涉及官渡战役事件的，尚有赵俨、张绣、崔琰、钟繇、程昱、郭嘉、董昭、乐进、李典、于禁、李通、臧霸、许褚等十三人，不过除赵俨外，一般只有二三十字，最长的也未超出一百字。《赵俨传》记载此事的文字较多，近二百五十字，主要是叙述官渡之战，李通就加紧催收户调，表明忠于曹操，并非与战争直接相关。这些传记，暂时未能阅读，不影响我们对这次战役主要史实的掌握。当然，如果做“官渡之战”的专题研究，则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三国分立，有的历史事件仅读《魏书》的纪还不够，必须同时阅读《蜀书》、《吴书》中皇帝的传，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参与该事件的人物，比如，奠定三分局面基础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读《武帝纪》，我们便可以发现提及与事件有关的仅九人，大家熟知的周瑜、诸葛亮都没有出现。  
        因为这一次战役，是曹操和孙刘联军作战，除了读《武帝纪》外，还必须读起纪的作用的《先主传》和《吴主传》。通过一《纪》两《传》的阅读，得知参与这一事件的共二十一人，《三国志》有传的十六人。孙、刘联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周瑜、诸葛亮，而鲁肃对促进孙、刘的联合有突出的贡献，故这三人的传记叙此事最详，都在五、六百字左右，孙权、刘备不是联军的直接指挥者，记载反而较略，只有二、三百字。曹操虽然是战役另一方的主持者，但同时也是战败者，无什么功绩可记，故仅有一百五十余字。其余十人的记载此事都较简略，有的仅一句，个别的如《刘表传》文字稍多一些，但记载的事与战役关系不大。  
        因此，想了解“赤壁之战”这一历史事件，重点阅读周瑜、诸葛亮、鲁肃三人的传，再配合读曹操、刘备、孙权的纪和传，这次战役的眉目就大体清楚了。同样，在《三国志》中，一《纪》两《传》未曾提到的有十八人，他们的传记也涉及赤壁战役，不过记载也很简略，可以暂时不去阅读，对了解此事件无多大影响。  
        有的历史事件，除了通过纪或起纪作用的传掌握参与事件的人物外，还可从阅读与该事件有关的任务传记中扩大线索，了解更多的时间的参与者，从而更全面的地把握历史事件。比如，孙权废太子孙和这件事，《吴书·吴主传》仅十二字：“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当我们阅读《吴主传》中提到的孙和、孙霸两人的传记时，各有三、四百字记载其事，涉及文臣、武将、夫人、公主等十八人，其中《吴书》有传的八人，根据这一线索，查阅八人的传记，又可从陆逊、顾谭、吾粲等人的传中，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卷入斗争的文武大臣众多，几乎“举国中分”，记忆两派斗争的剧烈情况，从而加深理解孙权在处理继承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为孙吴的后期统治集团内讧留下了后患。  
        以上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查阅，如果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典章尺度，又该从何着手呢？  
        《三国志》和《史记》、《汉书》有不同之处，它只有纪和传，没有志，因而典章制度没有专篇叙述，而是散见与各纪、传中。同时又受到题材的局限，纪、传往往语焉不详，即使通读，也是一鳞半爪，很难形成较完整的感念。要掌握某一典制的情况，比了解历史事件更为困难。不过，近人杨晨以《三国志》的资料为主，编撰了《三国会要》，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条件。杨晨在《会要》中，将这一时期的典制，分列为天文、历法、管制、选举、兵、刑、食货、庶政等十五门列，一百余项子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内容，检索有关的门类子目，找到这一方面的材料。同时还可根据子目下引文出处提供的线索，在《三国志》中查到这些典制的原文，从而加深对该典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的理解，避免了翻阅全书之苦。  


又如《魏书·陈思王植传》中著名的《求通亲表》，有八百六十余字，引用《尚书》、《诗经》、《论语》及《孟子》等典籍和“崩城”、“陨霜”等历史典故三十处，引用名物制度如“椒房”、“远游（冠）”、“华盖”、“朝觐”、“驸马”、“奉车”等也有十八处。这近五十处引用的典籍、典故、名物、制度，除少数的话如文子的话语意明白，“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为人们熟悉外，其余便是阅读此表的难点。把这些问题弄清了，表文的内容也就基本上读懂了。那么，遇到这样的困难又如何解决呢？  
        首先，充分利用前人的注释。  
        《三国志》除裴注外，清代学者为它做考释的，还有顾炎武、何焯以下，约有二十余家，近人卢弼汇集诸家注释、考订，撰成《三国志集解》。在《集解》中，卢弼不仅时时提出自己见解，还对书中引用的典籍典故，多注明其出处，并引出原书有关文字，帮助读者领会其原意，对于难懂的名物制度也做了解释，是我们阅读《三国志》的良师益友。比如前书提到的《求通亲表》，除人们比较熟悉的管仲相齐桓以霸的事未注外，其余典制都做了解释，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令文含意，省去了许多查阅的时间。  
        至于《求通亲表》，引用的三十处典籍典故，《集解》注释了十六处，十八个名物制度注释了七处，只解决了部分问题。不过，通过《集解》，发现卢弼引用《文选》或李善注有十五处之多，告诉我们《昭明文选》也收入了《求通亲表》这篇文章，而李善有为其作注。我们可以在《文选》卷三十七中找到此表文，就可以查到李善对三十处典籍典故全都作了解释，十八处名物制度也注了十四处，大部分问题可获解决。如果其中某些注释不详或看后仍不能明了的，李善注又为我们进一步查阅其他书记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志选注》，选入了《武帝纪》、《陈思王植传》，其中对《求贤令》和《求通亲表》都作了较详细的注释。《曹操集译注》也收入了《求贤令》。这些注释都可加以利用，帮助我们解决阅读上述《令》、《表》的困难。  
        其次，善与使用各种工具书。  
        阅读《三国志》没有找到所需要的注本，或者注本对引文，对话中典制未作注释，又该怎么办呢？这就要借助工具书了。以上述《求贤令》为例，“孟公绰”句是引文，但不知出自何典故。不过，魏晋时人常常引用儒家经典作为立论的依据，因此，可先查《十三经索引》试试。该书将十三部经书文字分句编目，凡属十三经的文字，又要知道句子的第一个字，便能查到该句出自某书某篇。通过查“孟”字，知道引文出自《论语·宪问》，再查《十三经注疏》对该句的解释，就可弄清其原意了。  
        齐桓公称霸是由于重用管仲，通过新版《辞源》、《辞海》，或《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中华书局出版）查到管仲不廉而相桓公霸诸侯的史实。同样，“钓于渭滨”句很容易联想到姜太公钓鱼渭滨的事，如果联想不到，《辞源》、《辞海》在“钓”字下的“钓台”、“钓鱼”条目，都给我们提供了太公钓鱼渭滨的线索，找到了姜太公事迹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从而查出这一典故的出处并了解其含意。  
        “盗嫂”事新《辞源》举出直不疑和陈平两人，这里是用何人的典故？查《汉书·直不疑传》与此处事迹不符，而《史记·陈丞相世家》，正好与令文上说的“遇（魏）无知”、“受金”等事迹相合。至于“被褐怀玉”、“明扬仄陋”，《辞源》、《辞海》均有解释，并举本篇***例句。通过查阅上述工具书，也可以帮助我们读懂这篇令文，并较为深刻形象地理解其内容。  
        再看《求通亲表》，其中“椒房”、“远游”等十八处名物制度，新《辞源》均列有条目，作了解释，新《辞海》也多数收为辞条。但是，三十处典籍典故，新《辞源》、《辞海》只有小部分能查到，或者提供了线索，大部分则需要找其他工具书方能解决。比如，表文中表明《鹿鸣》、《常隶》等《诗经》篇名的，可直接在《诗经》及其注释中求解；对于“诗曰”、“传曰”、“孔子曰”、“孟子曰”等引文，可通过《十三经索引》，找到篇目，求得解决；有的引文如“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语意十分清楚，就不必再查其出处了。所以，即使没有找到注释本，通过查阅工具书，同样也可达到读懂上述《令》、《表》的目的。


其三，勤于查阅各类读书札记。  
        魏晋之际，已进入骈文时期。作者谴词造句，注重文才，引文用典，灵活多变。因此，有些词语在工具书中查到了，但句子却讲不通顺，意义仍不能理解，还必须结合词语在文中的前后字句，仔细体会，才能求得比较准确的解释。有的词语、典故，在工具书上查不到，但是，有的查阅清人或近人的读书笔记、读史札记：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陔余从考》、俞正燮《葵已类稿》《存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书的有关条目，可能获得解决，或者手到启发，找到解决的途径。  
        当我们读《魏书·刘劭传》时，其中引用了夏侯惠荐刘劭的表文，有“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等句。这里的“文学”，不能理解为今天所说的“文学”，而这里的“文章”，从后面的“著论属辞”看，与现在所说的“文学”才比较接近。新《辞源》在“文学”条下，有“文章博学”、“文献经典”、“官名”三种解释，此处现在哪一种呢？联系“文学之士”与“推步详密”分析，“推步”一般指推算天文历法，而古代精熟文献经验的人，往往通解天文历法，则这里的“文学”，选择“文献经典”这种解释比较符合表文原意。如此理解。前后文句通顺，文意清楚。  
        又如《吴书·吕蒙传》中的“脱误有功，富贵可致”句。“脱误”一词，工具书或未收录，或解释与此句意不符。但新《辞海》释“脱”字有“倘或”、“或许”等含义，并举《后汉书·李通传》：“事既未染，脱可免祸”为例句。据此，这里“脱误”的“脱”字，也应如此解释。结合句子前后文意，“脱误”应作“假如”、“侥幸”理解较为合适，可能是当时习语。从以上所述，遇到这类词语，只要我们细心分析体会，还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对于某些既无注释、工具书上又查不到的词语、典故，翻阅前人的读书札记，也是一种求解的办法。如《陈思王植传》中的《陈审举表》，有“伯乐相之，孙邮御之”句。孙邮，卢弼《集解》未注，《辞源》等书也无。从上下文意看，“孙邮”当是任命，而且善御。在查阅《陔余从考》时，卷四有“王良即伯乐”条，其中提到的秦善御的有王良（见《孟子》）、邮无恤（见《左传》）、邮无正（《国语》）。并说上述三人“本为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伯乐又名孙阳（见新《辞源》“伯乐”条）。这里，曹植大概是在“孙阳”与“邮无恤”里哪个名中各取一字，合为“孙邮”，以指善御者，亦即伯乐。至于“伯乐相之，孙邮御之”，上下两句用不同成为指同一个人，这是六朝骈文排偶句的特殊用法，如沈约《宋书·恩幸传论》：“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卿相”即是，湖广字伯始，是同一个人。“孙邮”虽未直接找到解释，但在《陔余丛考》“王良即伯乐”条的启示下，作如此推断、理解，是有依据的。又如《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末传》，有“设薄主人，生死共别”、“设主人祖送”等句。“设薄主人”、“设主人”“盖当时习语，犹今言作东道请客也”，并列举了很多例句加以说明。当然，解决这样的问题，开始难度较大，但只要我们不断积累知识，持之以恒，就会逐渐化难为易。  
        此外，引用当时人的文字与对话中，还有不少谶纬、灾异等内容。如《蜀书·先主传》中的《劝进表》，就大量引用了《河图》、《洛书》等谶纬符命，《魏书·高堂隆传》中的疏奏，以宫殿失火、淫雨成灾、鹊巢宫阙等自然现象，验证人事，其目的主要是为自己的立论罩上一层神秘色彩，加强其说服力，在我们今天看来，毫无实际意义。对于这样内容的引文，在阅读中不必深究，理解其用意即可。  
        三、如何查阅纪时、地名和职官  
        《三国志》的纪和传，除上述引用当时人的文字和对话外，阅读记人叙事部分，一般不甚太难，但是纪时、地名和官爵特别多。尤其是职官，在有传记或传记的某一段文字中，犹如任职简历表。《魏书·王凌传》约七百五十字，出现不同名号的官爵达二十六个之多，《蜀书·张翼传》有四百三十余字，不重复的官名也有十九个，《魏书·明帝纪》中，一段不足一百四十字的纪文，官名就有十六个。大约每二十余字甚至十字左右即有一个职官名称。这些官爵名号对于了解传文含义无多大障碍，但要弄清一个任务的升降荣辱，职权大小，以及在权利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就不能不了解其所任官职的品秩和职责了。纪时与地名虽不如官爵名多，但对于我们阅读纪、传，建立时空观念，深刻理解传文，准确掌握史实，比起官名更为重要。但是，前面说过，《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对职官、地理、纪年等无专篇叙述，阅读中遇到上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