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为真理的顽强坚守（上）
——38岁的遗传学教授从北大出走
26.2.26
李俊华
1950年3月的一天，北京农业大学校务主任乐天宇把农学系主任、遗传学家李景均叫到办公室，通知他所担任的三门遗传学教学课程全部停止。理由是这些课程属于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
李景均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教案。他在康奈尔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1948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已经在美国翻印。但这些在乐天宇眼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成了罪证。
同时，乐天宇还要求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李景均当场答应了，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递交辞呈后的这天夜里，李景均回到北大宿舍的家，把装满书的皮箱塞进三轮车。他抱着4岁的女儿，妻子林伯贞紧跟在后面。车夫蹬着车往前门火车站赶，北京城的夜灯一盏盏从身后掠过。
李景均给邻居林传光教授留了封信，只说身体欠佳，请假数月。收拾行李时还把米缸加满，造成短期旅行的假象。
夜里十点多，三轮车停在前门火车站。教授俞大绂和陈延熙冒着春寒赶来送行，几个人握手时没有多说话。火车开动后，李景均隔着车窗看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月台尽头。
火车有节奏的颠簸中，李景均不免心中忐忑。他不确定能不能顺利离开，但已经没有退路。
李景均1912年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富商之家，家境殷实。故自幼就接受到了良好教育。1932年，他考入著名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业。1937年毕业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在攻读博士期间，他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的《遗传及物种起源》并以此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群体遗传学。
1940年，李景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在芝加哥，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美籍华人林伯贞。
以李景均的学习成绩，在美国得到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他却始终心系战火之中的祖国。他在与妻子完婚后，就毅然放弃了美国的所有，坐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
1941年，李景均带妻子回国。途中辗转艰辛，海上颠簸51天抵到香港。然后又跋山涉水，最终落脚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职，悉心传授自己所学。
回国后李景均边教学边研究，他的学术造诣和潜力备受瞩目，他用英文撰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仍是领域内的经典。
1946年，他在金陵大学的导师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李景均34岁，是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李景均来到了这里继续任教。
如今38岁的李景均带着全家往南逃。这一走，他再也没回来。
自50年3月他一家离开北京农大，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去看望了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过段时间。临走时，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些银元和首饰。
从上海到广州又是两天车程。火车穿过长江、越过赣南山区，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灰黄变成南方的翠绿。女儿趴在车窗上看风景，不知道这趟旅程意味着什么。
1950年3月12日清晨，李景均一家坐上开往深圳的火车。车厢里很安静，大部分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李景均抱着女儿，手心一直在出汗。
火车抵达深圳后，他们转乘汽车前往罗湖口岸。那座连接内陆与香港的铁桥就在眼前，桥的那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过关时，边检人员翻看了他的证件，问了几个问题。李景均回答得很平静，只说是去香港探亲。检查人员看了看他们一家三口，盖了章放行。
走上罗湖桥的时候，李景均的腿有些发软。桥不长，但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桥中间有道白线，那是两边管辖的分界。他抱着女儿跨过那条线，脚下的木板发出嘎吱声。
桥对面，他的二哥李景钧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兄弟俩见面后没有多说话，只是紧紧握了手。二哥接过他手里的皮箱，带着他们往九龙方向走。
香港的街道热闹嘈杂，粤语在耳边此起彼伏。
李景均一家三口跟着二哥穿过人群，最后在一栋老楼前停下。这是二哥的公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暂住在这里。
然此时他的处境很尴尬----抗战中归国时，就没有想过还会离开祖国，因而对必要的证件都未曾留意。故此时他一家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工作，前路完全未知。他去美国驻港领事馆求助，对方因他没有任何有效证件而无能为力。他只得求助于过去同学，一位昔日同学被他在遗传学领域的杰出才华所感动，把他的求助信转投给了美国《遗传杂志》。1950年6月，该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标题，刊登了李景均的来信。引起了一位著名人士的注意，他就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穆勒博士。
穆勒博士是因为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而获奖。而使他决心帮助李景均的，还有他在30年代曾经在苏联工作过，亲历过李森科学派是如何打压遗传学家以及意识形态霸凌科研工的，故对李景均的申诉感同身受。他立刻给亲朋故交、同事友人打电话，商讨如何帮助李景均。他得知匹兹堡大学刚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正在招人，其院长托马斯·派伦是前任美国卫生部长。穆勒给派伦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李景均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信中他特别强调：李景均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拒绝在压力下放弃科学原则，这种勇气值得尊重和支持。派伦回信表示愿意等待。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随即给李景均发了聘书，聘他为初级研究员。聘书寄到香港时，李景均反复看了好几遍，手都在发抖。
但聘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是签证。
有了匹兹堡大学的聘书，李景均可以正式申请美国签证了。他带着所有材料去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但难题依旧：他没有任何能证明国籍的有效文件。从北京带出来的证件在美领馆看来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最终批准权就在驻港领事馆。
妻子林伯贞虽然是美籍华人，但她早年放弃了美国护照跟他回国。现在想恢复美国身份，程序复杂且需要时间。而且即使她能拿到护照，李景均和女儿的签证问题依然无解。
李景均在香港已经待了快一年。存款早就花光了，二哥也无力继续资助。
1951年初，穆勒博士受邀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会议。他看着行程表突然有了主意——返程时拐到香港，专程解决李景均的问题。穆勒博士订好机票后致电李景均告诉这段行程，李景均拿着电报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上）
——38岁的遗传学教授从北大出走
26.2.26
李俊华
1950年3月的一天，北京农业大学校务主任乐天宇把农学系主任、遗传学家李景均叫到办公室，通知他所担任的三门遗传学教学课程全部停止。理由是这些课程属于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
李景均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教案。他在康奈尔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1948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已经在美国翻印。但这些在乐天宇眼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成了罪证。
同时，乐天宇还要求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李景均当场答应了，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递交辞呈后的这天夜里，李景均回到北大宿舍的家，把装满书的皮箱塞进三轮车。他抱着4岁的女儿，妻子林伯贞紧跟在后面。车夫蹬着车往前门火车站赶，北京城的夜灯一盏盏从身后掠过。
李景均给邻居林传光教授留了封信，只说身体欠佳，请假数月。收拾行李时还把米缸加满，造成短期旅行的假象。
夜里十点多，三轮车停在前门火车站。教授俞大绂和陈延熙冒着春寒赶来送行，几个人握手时没有多说话。火车开动后，李景均隔着车窗看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月台尽头。
火车有节奏的颠簸中，李景均不免心中忐忑。他不确定能不能顺利离开，但已经没有退路。
李景均1912年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富商之家，家境殷实。故自幼就接受到了良好教育。1932年，他考入著名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业。1937年毕业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在攻读博士期间，他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的《遗传及物种起源》并以此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群体遗传学。
1940年，李景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在芝加哥，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美籍华人林伯贞。
以李景均的学习成绩，在美国得到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他却始终心系战火之中的祖国。他在与妻子完婚后，就毅然放弃了美国的所有，坐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
1941年，李景均带妻子回国。途中辗转艰辛，海上颠簸51天抵到香港。然后又跋山涉水，最终落脚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职，悉心传授自己所学。
回国后李景均边教学边研究，他的学术造诣和潜力备受瞩目，他用英文撰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仍是领域内的经典。
1946年，他在金陵大学的导师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李景均34岁，是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李景均来到了这里继续任教。
如今38岁的李景均带着全家往南逃。这一走，他再也没回来。
自50年3月他一家离开北京农大，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去看望了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过段时间。临走时，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些银元和首饰。
从上海到广州又是两天车程。火车穿过长江、越过赣南山区，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灰黄变成南方的翠绿。女儿趴在车窗上看风景，不知道这趟旅程意味着什么。
1950年3月12日清晨，李景均一家坐上开往深圳的火车。车厢里很安静，大部分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李景均抱着女儿，手心一直在出汗。
火车抵达深圳后，他们转乘汽车前往罗湖口岸。那座连接内陆与香港的铁桥就在眼前，桥的那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过关时，边检人员翻看了他的证件，问了几个问题。李景均回答得很平静，只说是去香港探亲。检查人员看了看他们一家三口，盖了章放行。
走上罗湖桥的时候，李景均的腿有些发软。桥不长，但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桥中间有道白线，那是两边管辖的分界。他抱着女儿跨过那条线，脚下的木板发出嘎吱声。
桥对面，他的二哥李景钧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兄弟俩见面后没有多说话，只是紧紧握了手。二哥接过他手里的皮箱，带着他们往九龙方向走。
香港的街道热闹嘈杂，粤语在耳边此起彼伏。
李景均一家三口跟着二哥穿过人群，最后在一栋老楼前停下。这是二哥的公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暂住在这里。
然此时他的处境很尴尬----抗战中归国时，就没有想过还会离开祖国，因而对必要的证件都未曾留意。故此时他一家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工作，前路完全未知。他去美国驻港领事馆求助，对方因他没有任何有效证件而无能为力。他只得求助于过去同学，一位昔日同学被他在遗传学领域的杰出才华所感动，把他的求助信转投给了美国《遗传杂志》。1950年6月，该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标题，刊登了李景均的来信。引起了一位著名人士的注意，他就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穆勒博士。
穆勒博士是因为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而获奖。而使他决心帮助李景均的，还有他在30年代曾经在苏联工作过，亲历过李森科学派是如何打压遗传学家以及意识形态霸凌科研工的，故对李景均的申诉感同身受。他立刻给亲朋故交、同事友人打电话，商讨如何帮助李景均。他得知匹兹堡大学刚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正在招人，其院长托马斯·派伦是前任美国卫生部长。穆勒给派伦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李景均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信中他特别强调：李景均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拒绝在压力下放弃科学原则，这种勇气值得尊重和支持。派伦回信表示愿意等待。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随即给李景均发了聘书，聘他为初级研究员。聘书寄到香港时，李景均反复看了好几遍，手都在发抖。
但聘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是签证。
有了匹兹堡大学的聘书，李景均可以正式申请美国签证了。他带着所有材料去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但难题依旧：他没有任何能证明国籍的有效文件。从北京带出来的证件在美领馆看来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最终批准权就在驻港领事馆。
妻子林伯贞虽然是美籍华人，但她早年放弃了美国护照跟他回国。现在想恢复美国身份，程序复杂且需要时间。而且即使她能拿到护照，李景均和女儿的签证问题依然无解。
李景均在香港已经待了快一年。存款早就花光了，二哥也无力继续资助。
1951年初，穆勒博士受邀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会议。他看着行程表突然有了主意——返程时拐到香港，专程解决李景均的问题。穆勒博士订好机票后致电李景均告诉这段行程，李景均拿着电报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