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的异议
         目前，在中华古史的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从不少研究生的谈话可知，他们受目前的史学思潮影响，至少对士大夫的关注远甚于对劳动大众的关注。依个人可能是很不准确的观察和臆断，时尚的史学思潮似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点似集中于士大夫，而不是劳动大众；而对士大夫的观念似又集中于官宦，对非官宦的士大夫也关注不够。二是将士大夫视为社会精英，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正面或主导的角色。
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教科文、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我依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确实是将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看成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尽管他们往往并未参与重大的历史事变，尽管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对历史演进所起的巨大作用，却不能影响、动摇或排除劳动大众的主干和主角的身份和地位。在现代，中华文明的基石，难道不是经营18亿亩耕地的农民，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近二十年间，即使是有偏见的西方观察家，也不得不惊叹中华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然而离开了农民和工人，就根本谈不上发展，繁华的大城市还不是在转瞬间就沦为死城。
台湾著名史学家杜正胜先生在《编户齐民》序中强调说，“本书的研究目标”，“就是人民群众”，“如果抽掉熙熙攘攘的人群恐怕也难有今天的历史吧”，“历史学者关注无名群众也许也是一种解放自我，认识社会整体的方式而已”。“其实看重平民庶众的历史贡献，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警觉到的新见解”。[①]他的史观是与我相近的。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有点分岐，但并不重要，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同是华夏族的子孙，血脉相通，血浓于水，过去是朋友，今后还是朋友。
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孔子提出仁的伟大观念，《礼记·檀弓下》记载他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表现了他身处阶级社会中的仁心。仁是与西方的博爱观念相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处社会上层，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很惬意，他们如果没有对无产阶级的仁爱之心，又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大众谋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不应把中古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②]而后者才是官宦。但宋人对划分士大夫或非士大夫另有一些具体标准，如文士曹组和曹勋父子实际上是作为宋徽宗的文学侍从，宋孝宗亲近的文士曾觌和龙大渊，由于并未科举登第，只有武官头衔，也就不算士大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或阶层，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可以相差十分悬殊。[③]
2009年我去盐城参加陆秀夫纪念会，建湖陆秀夫纪念馆请我题诗，我后来寄两首七绝如下：
“锦绣盐城年二千，厓山孤月耿长天。千官声喏虎牌下，一相义沉沧海涟。
秽史纷纷难乱真，民族进步须新门。二乔翻覆终黄土，千古陆公华夏魂。”


拙诗的“千官”和“一相”，就是区分了士大夫群体中的糟粕与精英，“华夏魂”则是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④]的另一种表述。
如今的史学界，盛行所谓社会精英、主流社会之类动听的名词。这些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的不少人却以为新鲜，并且一唱百和。人们对社会精英固然也有多种解释，但恕我直言，其实无非是一双双势利眼，大致上认为社会上层的有钱有势者就是精英，至于无钱无势的普通平民，当然就算不得精英。精英论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具体化，当然就是称颂士大夫，称颂富民之类。人们又称上流社会为主流社会，似乎社会上层就能主宰一切。实际上，即使从粗浅的印象看，上流社会的基本特征无非是骄奢淫逸，而在下流社会，特别是古代的下流社会，其基本特征也无非是啼饥号寒。就人数而言，有能力骄奢淫逸总是少数，甚至很少数，到底又是何者可称为主流社会呢？
讲历史不能隔断现实。有一次，偶见香港凤凰电视台有数人评论，为山西煤老板的煤矿资产被没收叫屈，说中产阶层在中国大陆是起进步作用，作出贡献的，并且指责大陆民众普遍出现“仇富心理”，反而为没收煤老板的煤矿资产而拍手称快，云云。其实，在如今的中国大陆，只要稍稍接触点实际生活，谁不清楚人无横财不富的道理。宋时就有一句谚语：“欲得富，须胡做。”[⑤]资本原始积累的追求财富的疯狂性、残酷性和不择手段，难道不是如今所谓中产阶层（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应叫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民众普遍出现仇富心理，又有何难以理解？又据报道，目前中国大陆至少有相当比例的富豪赚钱后，就感觉国内住不安稳，要移居国外。其所以有不安全感，无非是赚来者是昧心之钱、不义之财，害怕一朝一日，会清算其财源，可以转瞬之间一贫如洗，甚至判刑。
在当今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精英论大扩张、大泛滥之际，中国大陆的民众却没有按史学界精英论的说教，顶礼膜拜于精英们的足下。说来也简单，其实无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正是产生所谓“仇富心理”的基本原因。精英论无非是服务于剥削和统治阶级，为之美化；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却是服务于广大的被剥削和被统治阶级，为之谋解放，这大致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和分岐。仅就所谓“仇富心理”而言，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比所谓精英论更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真正是称得上是精英们的所占比例较大，这根本不能说明实际情况。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是士大夫的手笔，治中华古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天与古代士大夫打交道，实行单向交流。时间久了，或可产生错觉，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就笼统地将士大夫视为群体性，或者至少是主干性的社会中坚和时代精英，是多少遏制皇帝胡作非为的开明势力，似乎士大夫群体至少是程度不等，或表现各异地担当着中华古政治史演进的正面甚至主导角色，这不符合史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我在总体上卑视士大夫群体的同时，也看重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他们确是“中国的脊梁”。明朝中叶的韩雍说：“自古天生拨乱反正之大材，多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使之因挫辱排挤，以长养其刚大不可屈之正气。”[⑥]我读到此段文字，特别联想到作为宋朝士大夫杰出代表的宗泽、李纲等人，但他们的悲惨经历，岂不正是“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所谓“群小”，不正是士大夫中的大多数，他们也确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这正是阶级社会中的客观情况，马克思批判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大染缸中的客观情况。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指望统治和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恪守道德，循规蹈矩者，不过是天真的、荒唐的幻想。


胡舜陟与前两人相比，当然不算重要历史人物。但台湾前辈学者程光裕先生著有《读宋史胡舜陟传》（《宋史研究集》第２５辑）和《胡舜陟之御金论》（《岳飞研究》第４辑），广泛网罗史料，进行细致的论述。胡舜陟当然是个能干的官员，文武兼资，也有政绩。但纵观史料所载，也不无污点。据《朱文公文集》卷19《乞褒录高登状》和《宋史》卷399《高登传》，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稿葬水次”。“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这两份记载又使我们见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种形象。他企图以“创桧祠，而自为记”讨好秦桧。
笔者当然不承认如赵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这与某些学者所称精英的范围，是大不相同的。
陆游无疑是南宋头号大诗人，以其爱国诗而在中国古文学史上享有应得的盛誉。他的诗中有“君不见昔时开封宗大尹，义感百万虎与狼。疾危尚念起击贼，大呼过河身已僵”，[47]“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48]“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49]“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50]“西酹吴玠墓，南招宗泽魂”等句。[51]热烈歌颂了宗泽、岳飞、吴玠、韩世忠等抗金名臣和名将，却从未歌颂过庸将兼大贪官，也是杀害岳飞的凶手之一的张俊。然而因与张俊曾孙张镃的过从甚密，陆游在《渭南文集》卷16《德勋庙碑》中，却对张俊大加颂扬：“建炎以来，功臣则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谁？故国家所以褒表崇异，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平心而论，此文只能反映陆游的缺点，若以此作为肯定张俊的依据，岂非完全失实。
叶适是宋代有名的思想家，人们一般都予以正面评价。但其《水心文集》卷23的杨愿墓志铭和卷24的汪勃墓志铭，却为秦桧独相期间的两个短命执政，其实是为虎作伥的狗腿子权碑立传。如果仅据这两个墓志铭，人们也会对杨愿和汪勃产生误解。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我以为评判任何历史人物，一条重要的原则是须经受反面事实的揭发。自古迄今，虚美的记录不可胜数。其他且不说，我特别有感于目前盛行的吹牛风，报刊上经常登载不少介绍学术成就的吹牛文字，内行的知情人当然知道，完全是虚美，将一个个小橡皮袋，吹成一个个大气球，并且一个强似一个。但若是外行，或是不知情，就完全难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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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士风”，想起了 魏晋南北朝 。。。那时候肯定帅锅多多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