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

既然人是性善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施展人的这一性善本质，也就是如何依据性善而实践的问题了。

孟子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作为都有善有不善，并非可以不加努力完全自动地依据本性去行善。遵守性善的人，就是顺受其正，就得天之助，得人之心，就是正命，就得以成功。不遵守性善的，就不得天助，不得人心，就非正命，就要逆天而亡。有行之者，有不行之者，孟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取舍”一点上。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强调一个“求”字。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仁”与“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在内涵上却是可以合为一体，重合为一的。“仁”具体化就是“礼”，遵“礼”而行就是“义”。《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与“义”的差别，不在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仁”是名词性的，是理论上的、本体的、静止的。“义”则具有行为和实践的含义，是动词性的一个概念。《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又《孟子·尽心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仁”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义”是有所作为，有所取舍，以达到这个原则和标准。所以孟子说“仁”是“居”，是“宅”，而称“义”为“路”。依“仁”而行，有所由，有所取舍，就是“义”。所以“义”是一个带有实践性倾向的概念。 

在孟子当时，关于“仁”、“义”这两个概念，诸家已有争论。《管子·戒》说：“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告子也持此说，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以仁为内，以义为外，即以仁为本性和本体的，以义为非本性和非本体的。其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否定作为本体的“义”的概念，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管子·戒》与告子强调“义”的外在实践性的合理倾向。《孟子·告子上》说：“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孟子坚持认为“义”与“仁”没有内外之分，反对“义”为外，而强调“义”出于天，出于普遍心理。但孟子说“义”是“行吾敬”，“敬”就是“仁”，“行吾敬”就是“行仁”，对于“义”的实践特点是明白承认的。

“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取舍一点，孟子提出性善说的目的也是要归结于取舍的选择。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又引孔子语说：“操则存，舍则亡。”孟子自述，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引孔子语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万物皆备于我。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 


然而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批评。

孟子认为性本善，但恶从何来？程颐在解释“恶”时，说它不出于心，即不出于性。《程氏遗书》卷十八：“‘问心有善恶否？’伊川曰：‘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但是朱熹又提出疑问。《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履之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稳处。盖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心之为也。’”

《朱子语类》卷五又说：“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么做出来？”

吕思勉先生说：“如实言之，则告子之说，最为合理。凡物皆因缘际会而成，人性亦犹是也。人性因行为而见，行为必有外缘，除却外缘，行为并毁，性又何从而见？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此说最是。性犹水也，行为犹流也。决者，行为之外缘。东西，其善恶也。水之流，不能无向方。人之行为不能无善恶。既有向方，则必或决之。既有善恶，则必有为之外缘者。问：无决之者，水之流向方若何？无外缘，人之行为善恶如何？不能答也。必欲问之，只可云：是时之水，有流性而无向方；是时之性，能行而未有善恶之可言而已。佛家所谓‘无明生行’也。更益一辞，即成赘语。孟子驳之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误矣。水之过颡在山，固由搏激使然，然不搏不激之时，水亦自有其所处之地，此亦告子之所谓决也。……故孟子之难，不中理也。”（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第四节《孟子》。）

二 学术界对于荀子性恶论的理解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荀子·天论》）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之分”一点上。

《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伪即为，意即人类的作为。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人的后天选择、思考、学习、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天”也同样不可以干预人事。“伪（为）”与“虑”与“学”与“行”，正是荀子思想中所最终强调的部分。荀子著《劝学》、《修身》诸篇，并以此作为《荀子》全书的开始，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荀子认为，礼义是出于圣人君子之伪（为）。《荀子·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伪（为）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情的关健，是在否定了孟子之后，礼义和人治赖以重建的新的根据。“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荀子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为与不为。《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能行，能止，能为，即是君子。小人循性而不知为，君子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性与为既是有区别而对立的，又是一致而并存的。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

有了“为”的概念以后，“性”之“恶”的情况就得到了淡化，以至于在《荀子·礼论》中，“性”与“为”趋向于一致，即“性伪合”。“性伪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方法上，是“学”的方法和途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为”不舍弃“性”而独在。“为”与“性”相联结的关键环节，就是“学”。其二，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荀子对礼学有着重要的阐述，“性伪合”表现在具体内容上，就是礼。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冯友兰先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很正确的。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对于此一性质，学术界也早有指出。

朱熹在解释张载《正蒙·天道》中“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一句时说：“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赤心片片”，即表明此问题是由内心自明的，而非推理的。

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简洁而准确地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实践倾向。梁启超先生又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儒家思想（其五）（荀子）》。）所说出发点的小异当即指孟荀二人的论证手法不同，归宿点的全同当即指其儒家本质的一致。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种一致，使得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不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三章《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与可以为禹的一致，当即指儒家的人文精神和躬行实践的原则。

吕思勉先生说：“据理论之，告子之说，固为如实；然孟子之说，亦不背理。何者？孟子据人之善端而谓性为善，夫善端固亦出于自然，非由外铄也。……后来王阳明创致良知之说，示人以简易直捷，超凡入圣之途，实孟子有以启之。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固不少也。”（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第四节《孟子》。）吕思勉先生在指出孟子逻辑上的错误的同时，对其注重“善端”的观点其实是非常赞同的，其意似亦以为“善端”并非由逻辑可以证明。故孟子极力证明，反成画蛇添足。

（本文原刊《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谢谢楼主提供此文~~~~~~~~~~

此文很有价值，好好看看�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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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典型的今人武断的思维。“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这种话都敢轻易说，汗一个。

楼上的此言差矣，因为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的论断都是唯心的，没有逻辑上的根据。而且只要简单想一想就会知道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一出生时都具备了单一的“善”或“恶”的思想，那么世界上另一种相对立的思想（“恶”和“善”）也就不会出现了。

不过这里说一下，本人还是比较欣赏荀子，而且他的“性恶论”也并不仅仅是说人的天性是邪恶的，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那就太小觑荀子了。我认为荀子所说的“性恶”是说人类天生的那种自利本能，也就是一种动物本能，这些自利思想就成为社会负面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在战乱连年、政治黑暗的战国时代，诸子都各执一词，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发表言论，荀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所决定的办法是用“礼”的外在手段来进行强制教化人民，从而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该掉天生的“恶”性。

他们所处的时代坏竟不一样，有不同观点也无法改变，人的思想是会受环境影响，我们都一样的�

SM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我看当人可以无法无天的时候：恻隐之心，人皆无无之。恻隐之心，仁也，无也；羞恶之心，义也，无也；恭敬之心，礼也，无也；是非之心，智么？无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无之也。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唯荀子一人而已

应该是性本私更确切。刚出来，他怎么善，怎么恶？只有自私了才能活下来。私性可以延伸到善，也可以延伸到恶。

这个人性私，从吴起到韩非子都有提到过，但是性本恶或性本善在这里都显得有些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