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被视为矢志破旧立新的激进主义宣言。但很少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300多年前另一句守旧宣言的升级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话的著作权属于明末清初那位以顽固守旧著称的学者杨光先。
不过，与其说杨光先“顽固守旧”，毋宁说他“顽固卫道”。确切地说，他只是比别人更犟一些而已，只认一个理：听圣人的没错！只要圣人说谁是妖孽，他一定拼死去打倒它。倘若真是妖孽，他自然要穷追到底；要命的是，即使所有证据都证明那其实是个冰清玉洁的九天仙女，他也会埋头批斗，决不放过。

成也历狱，败也历狱
不幸的是，历法这东西是可以通过实测来验证的，不像价值观之争，说黑说白，全凭口舌。杨光先如愿以偿扳倒“西洋妖孽”之后，朝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他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懂什么历法，于是上疏请辞。结果朝廷不但驳回，还提拔他做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几年后，鳌拜倒台，朝廷发现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这位“学者”接掌钦天监之后，所造的历法谬误百出，一年有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连闰月也算错了。于是朝廷起用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遂提出要以实证来证明两种历法的准确度，并在次年的现场推算比赛中赢了杨光先。“杨氏学术”之缺终于藏不住了。
然而这时，杨光先再度展现了非凡的底气，昂然宣称：“臣只知历理，不知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像晚清大学士倭仁反对洋务运动时喊的那样：“宁使中国无技艺，不使中国有西学”；又像今天“左愤”或“民族主义愤青”的宣言：“用洋货的就是卖国贼！”
南怀仁则趁热打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疏称杨光先为鳌拜的党羽，结果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虽赦免回乡，但死在路上，未能重演当年“舁棺死劾”后的“咸鱼翻身”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历狱”，它和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康熙亲政后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一起，扼杀了17世纪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线生机。此后朝廷下令不欢迎西洋人，只准钦天监之类的技艺之士留在中国，且必须具结永不回国；原先已开始的“译西书七千部”计划就此搁浅；排外被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吸收西方科技文化被视为对中国基本体制的严重威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上，中国继续停留在刀耕火种、畜拉手提的原始生产方式中；文化上，北京的国子监依然把“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课程，而此时剑桥大学的课程已经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两相对照，也就不难明白为何工业**没能发端于中国，为何中国只能等到被洋枪洋炮轰开国门之后才开始艰难地补课了。
而挑起这场历狱的杨光先，终其一生都以“历史正确”的“有识者”自居，并坚信：一、我最正确，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二、我不屑于了解你，就算事实证明你比我高明也没用；三、对异见者务必赶尽甚至杀绝。这就犹如套在葫芦里长大的西瓜，之所以讨厌圆球形的西瓜，是因为它从未见过真正的西瓜，之所以长成葫芦模样，是套子使然。他们从未设想过：自己（或圣人）绝不会错吗？别人绝无长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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