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通常的印象中是一个很神秘的、是有各种方术的这样一种宗教。那么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道教之真精神”，跟大家印象中的道教好像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里面可能说要把这个话题说清楚，其实是道教自己本身的文化结构里面就有两个层面，就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道的层面是道教它之所以成为一门宗教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它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那么还有一个是术的层面，术其实并不是指巫术，道教的术是它实现它的信仰，继承它的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养生术。养生术里面有很多，比如内丹、外丹、服食、导引，但是我们想，就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讲，就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去谋求它自身发展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广义而言其实那也是术。我们就说是通过它这一系列的术背后，道教还有一个道，如果没有这个道，道教不成其为道教，那就只是一个方术的积累。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大家的这种印象中，实际上不但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应该说在学术研究中，术所受到的关注确实是远远地超过了道，远远地超过了它，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用科学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们按照一个科学主义的思潮去研究道教，它最能够对号入座的对象是什么？当然不是它那个抽象的道，就不是它那个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而是它那个方术层面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就包括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最能够对号入座的，因为它能够为我们现在这种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材料就是道教的方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样一种方法，应该说是很像把这个道给它切开来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它的术。所以道教研究走到了一个怪圈，从三四十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许地山写了一个《道教史》上册，那么呢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先秦道家是讲道理，后来道教是讲迷信。那么后来许地山还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扶乩迷信研究。 

    因为当时做这样一个研究，有它的一个主导性，那么提倡科学，反对这种巫术思维，因为中国要图存，要发展、要生存下去，那么必须要进行一个国民性改造，进行国民性改造必须得进行文化的改造，文化的改造就要把那些迷信的东西全部给它去掉，那么按照科学主义来衡量，发现这些方术都是迷信。这个不是说我对许地山的研究，我有什么非议，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他最有代表性，又是做得最好，所以我拿他出来做一个例子。 

    可是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传统文化热，因为气功热，最后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论文、很多这种研究成果发现，三四十年代被确认为迷信的那些道教方术，到了80年代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甚至包括宇宙科学，那么说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科学的因素，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一个科学主义的思潮作为唯一的一个衡量标准来衡量道教，就突然发现是个怪圈，一会儿是迷信，一会儿它成了科学。到了最近这几年我也对市面上的这种现象，像刚才子墨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有一个观察，经常去看看这些书摊，现在批评道教是迷信的少了，那么直接从道教的资料中去研究科学技术的更少了，直接搞迷信的活动的现象就多了，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想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怪圈，可能会涉及到，就说道教它作为一个文化，它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是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学术的思潮把它切割开来，把道给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它的术，或者是专门在意、关注它的术，那么就不见了这个整体，不见了这个整体，那么道教的一个根本精神，不彰显，那么我们对道教的这个评价和理解，甚至我们对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一种发掘和利用，就是一句话，叫做“是非无准”，没有一个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啊，我想为什么我非常赞同陈寅恪的这个提法，叫“道教之真精神”，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陈寅恪这个提法呢是出现在，在座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个，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里面提出来的。就什么叫做道教之真精神呢？他有一个解释，就是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外来之思想学说，另一个方面又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那么陈寅恪呢在这个审查报告里面呢是有一个提法，他说，宋代的新儒家之所以在中国代表了一个哲学思想发展一个制高点，它就是继承了道教的这个真精神，这个发展的道路他概括为就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个是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来建构中国社会模式，包括制度模式一个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