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日本藏学的发展特点，日本藏学史可划分为萌芽、创立、发展、繁荣四个阶段。本文对日本藏学的萌芽和创立两个阶段做了比较系统的疏理和考察。关键词：日本；藏学；历史

二、创立时期（ 1878———1954）
自1877 年小栗栖香顶出版《喇龘嘛教沿革》直至20 世纪初，在日本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藏学研究成果。进入20 世纪以后，一些日本僧人以搜取佛教原典尤其是藏文经典为主要目的，直接进入西藏“ 求法”，也有个别人受日本当局派遣到禁地西藏从事特殊的“ 考察”活动。随着这些人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加深了日本人对西藏历史、文化的感性认识。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回国时又将许多西藏文献携归日本，使日本的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并为日本藏学奠定了基础。
从现有资料来看，日本的明治时期（ 1868—1925 年）涉足中国藏区的日本人共有七人，即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青木文教、多田等观。其中除能海宽未能实现其入藏目的以外，其余六位日本人都以各种形式进入了西藏。这些进藏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为日本藏学研究的建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可谓是日本藏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也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以下对他们的藏学研究情况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 一）河口慧海（ 1866—1945 年）
河口慧海，大阪堺市人，幼名定治郎。15 岁，进入汉学者土屋弘（ 号凤洲）的家塾“ 晚清塾”学习儒学。23 岁，到东京求学，进入刚开设不久的“ 哲学馆（”1887 年创设，即今天的东洋大学），1891 年3月毕业。在哲学馆学习时期，佛学家井上圆了对河口慧海以后的学术和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5岁，河口在东京五百罗汉寺剃度为黄檗宗僧侣，取法名“ 慧海”。不久，河口慧海出任该寺住持。为了取得佛教经典，河口慧海曾两次入藏。第一次是1900年至1902 年，第二次是1914 年至1915 年。第一次进藏活动结束后，1904 年，日本出版社博文馆出版了他撰写的《西藏旅行记》；1909 年，河口慧海以“ Three Y ears in Tiьe（t”《旅藏三年》）为名，又将此书在印度玛德拉斯和英国伦敦出版，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西藏，河口慧海也因此声名远播。除蜚声海内外的《西藏旅行记》外，河口慧海对日本藏学研究的贡献可以分成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日本藏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旅藏过程中（包括以后在中国内地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这些大藏经和藏文文献、梵文写本等，现分别藏于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等图书馆。
据《河口慧海请来西藏资料图录》介绍，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还藏有河口携归的佛像144 尊、佛画261 幅、经版28 枚、佛具385 件、动植物标本125 件、矿物标本130 件。[4]以后，河口家私藏的20 件佛像、佛具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约1000 件植物标本藏于国立科学博物馆分馆。这些都成为日本藏学研究的珍贵文物，为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第二，对日本的藏学研究尤其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河口慧海1917 年返回日本后，开始投身于对佛典特别是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河口慧海的主要事业，这方面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此不一一举引。其实日本的藏学研究就是在研究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口的研究不仅限于佛教范围，还包括西藏的语言、历史、思想、美术、民俗等其他领域。据日本学者高山龙三统计，河口慧海一生中撰写的单行本著作（包括译著）有41 种，考证性论文80 篇，登载在报刊上的文章36 篇，其它有16 篇，[5]可谓著作等身。
第三，为培养藏学人才做出了贡献。河口慧海精通梵文、藏文、英文、汉文、巴利文，正是这种语言功底，使他完成了许多佛典的翻译、对勘工作。翻译浩繁的藏文经典，需要大量通晓藏文的人才。为此他在日本培养了一批藏语人才，他的第一批藏语研究生中有以后成为佛学专家的池田澄达、阿部文雄、铃木重信等人，以后又有桥本凝胤（药师寺住持）、山田无文（ 花园大学校长）等数十人。


多田等观在离开回国时，同样带回了大量的西藏文献，而且其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上述几位进藏者。据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教授介绍，多田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是西藏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其中属于大藏经的文献有21872 部。多田带来的《大藏经》，有德格版、纳塘版和拉萨版三个版本。多田还收集了《大藏经》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 套，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大学文学部现藏有多田等观收集的相关医学、历算、传记及相关佛教教义方面的名著425 种。[12]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马上投入到了对西藏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1925 年受聘担任帝国东北大学的藏语讲师，教授藏语，同时在日本著名佛学家岛地大等建议下，与佛学家宇井伯寿合作，给德格版的《丹珠尔大藏经》进行编纂目录的工作，1934 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42 年以后，多田受聘担任了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的藏语讲师，并受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嘱托，从事西藏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间出版了介绍西藏社会情况的《西藏》一书。[13]1953 年，在佛学家羽田野伯猷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书，因此业绩，1955 年被授予“ 日本学士院奖”。1951 年6 月至1953 年11 月，担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带去不少西藏文献。1956 年担任日本东洋文库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1965 年在东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十三世达龘赖喇嘛》（ Three Thirteenth D a1aiLam a ，The Centre forEastA sian CulturalStudies，Tokyo.）一书。
多田等观的另一部著作《西藏滞在记》[14]也值得一提。该书由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并编辑成册。虽然该书完稿于1965 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 年之后的1984 年。当时，两位著者都已经去世，他们未能看到此书。该书为我们了解十三世达龘赖喇嘛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但大概是口述记录的缘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样等原因，书中错讹不少，在此不赘。
从多田等观的藏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西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点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
除上述进藏者外，二战时期又有三位日本间谍进入青海、西藏等藏区，他们分别是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这三人中除木村肥佐生外，其余两位后来未能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但他们以后根据在西藏的实地考察出版的著作，为后来日本人了解西藏的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15]
总之，上述五位日本僧人以“ 取经”“、留学”等名目，直接进入西藏从事实地调查活动，使他们对西藏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同时刺激了他们对西藏文化的研究兴趣。他们携归的大量西藏文献及藏学研究成果，不仅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收藏藏文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奠定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基础，也大大激发了其他学者对西藏的宗教、历史、文化等进行研究的热情，学习藏语文的人也逐渐增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致力于藏学研究。这使日本的藏学研究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原来的从个别人逐渐变成了一个研究群体。
除上述几位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外，20 世纪上半期日本的藏学舞台上还活跃着不少从事西藏宗教、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者，以下分别做一简要的叙述。
历史方面：介绍整个西藏历史全过程的通史性著作很少。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 330 页，附地图，1907 年，丸善社）可谓是出版较早的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及文化的概述性的著作。1934 年楠基道出版了《西藏史研究》（ 共118 页，佛教年鉴社，19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洋文库岩井大慧博士出版了《西藏、印度的文化》（共325 页，日光书店，1942 年），石滨纯太郎（ 1888—1968）出版了《西藏史（ 古代、近世）》（ 白杨社，1943 年）一书，但后者过于简单。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从二战时期开始，从事关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发表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 1-4,1941-1942 年）。1951 年，龙谷大学的芳村修基教授将《布顿佛教史》一书的西藏史部分译为日文，使日本学界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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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学佛为幌子，进行间谍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对西藏进行了大量的山川，地理，民俗等信息的搜集，客观上促进了日本藏学的发展。日本对青海安多藏区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都是为侵略中国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