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档案的内容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某个7月的大热天在西班牙马尔贝拉的一次秘密聚会的。约有100人聚集在一个秘密地点，他们来自世界各国。伊拉克、伊朗、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西欧的许多国家，当然也有来自德国的。从记录看，他们都是应一个十分神秘、臭名远扬的组织“敖德萨”之邀而来的：“前党卫军成员或被释党卫军成员组织”。根据在利马缴获的记录，会上，“敖德萨”代表了“所有前党卫军成员，不分国籍”，二战之救赎吧首发 显然是希特勒的一些拥护者从“第三帝国”的瓦解中逃了出来：包括“帝国中央保安局和保安处的代表”。一些可疑人物的身份显然十分神秘，甚至对与会者都隐瞒了。记录中提到“6名前党卫军军官，现以色列公民，其中两人成功地渗透进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敖德萨的五大洲负责人负责确认这些同志的身份，参加讨论时他们头戴面具，一言不发”。
本次集会——假如它真的举行了的话——起因是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绑架阿道夫·艾希曼：此事在全世界的褐衫组织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看来他们这下有必要更好地显示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智慧”了。记录里记载，“签名者认为‘大西洋公约’只不过是不负责的期骗和习惯性刑事犯罪”，“作为人造的和最有争议的产物，作为二战之后建立的国家，以色列国本来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

当会上讨论对战犯的寻找和审判时，黑森州的总检察长费瑞茨·鲍尔显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鲍尔将清查“第三帝国”的罪行视为他的毕生使命。使费瑞茨·鲍尔变成了忠实的老纳粹们最痛恨的人之一。他们在西班牙做出决定：“处决鲍尔。”由于他们受到绑架艾希曼和随时都会显身的以二战之救赎吧首发色列死亡特遣队的惊吓，他们决定“创建一个情报记构和一个特别小分队”，“阻止以色列特遣队的恐怖活动”和“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以色列间谍。”最后唱起霍斯特——魏瑟尔歌，高呼三声“胜利万岁！”来纪念元首。正如一位与会者兴奋地说，“它肯定会一直传到自布罗陀海峡的英国岩石。”
“敖德萨”在西班牙神秘聚会的记录来自费里德利希·施文德的私人档案室，他是一位在秘鲁潜伏下来的前党卫军和狡猾的商人。尽管他想烧毁那些引起争议的资料，但它还是保存了下来。该文件的一封附录表明，这是由与会者之一应他的坚决要求寄给施文德的。此次聚会是否属实，没有任何档案可查。文件里未提到任何名字，可能的证人都保持沉默。但不排除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的可能，它自称“敖德萨”——这名字代表着思想和秘密性。 第一部分。。

围绕“敖德萨”这个组织交织着很多神话和传说，很难确定它是否曾经真正存在或现在依然存在。就美国情报机构的资料显示，早在1946年就有最早的线索证明它的存在了。根据这些线索，它创建于战争结束时，是协助党卫军成员逃亡的组织。主要是要帮党卫军成员逃往拉丁美洲和中东。在苏占区内阻止运走工业设备的破坏行为也是他们所为。可它到底是一个组织还是很多组织的总称呢？纳粹追逐者西蒙·魏森塔尔认为它是肯定存在的：“我1946年从一名前反间谍机关的间谍那里第一次听说过了‘敖德萨’。”他说道，“那是一个党卫军的地下秘密组织，目的是为了帮助战犯从德国往南美洲潜逃。”魏森塔尔为英国作者费雷德利克·福斯特的政治惊险小说《敖德萨档案》提供了素材，他对这个地下组织的存在一点不感到奇怪：“从纳粹角度看，这是专业人员在活动——曾经的非法者、保安处成员、前间谍，这些人‘第三帝国’的管理中接受考验，表现突出。就像他们完美地组织了大屠杀一样，如今他们也出色地组织凶犯们逃跑。”
然而，虽然魏森塔尔认为，在50年代成功地帮助逃跑之后这个组织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另一些情报人员却向美国情报机构报告它仍然存在。据说1960年就在贝鲁特集会过一次。据说“敖德萨”在秘鲁让假美钞进入了流通，估计总部设在开罗。据说，该组织的头目们在南美洲、西班牙和阿拉伯国家进行操作。说党卫军二战之救赎吧首发军在战争结束前将巨额现金、黄金和宝石弄去国外资助他们逃跑，这一猜测持续至今。打在秘密账户上，藏在公司股份里，以保障其成员的幸福。据说在极端政权的保护下他们一直效忠于他们的理想。据说是要帮助前党卫军成员，同时始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网络。据说，由于缺少一位“领袖”，“敖德萨”要求自己和他们的“同志”知道“我们的荣誉叫做忠诚。”
这事情听上像一则疯狂的故事，其核心却完全是真实的。确实有许多党卫军凶犯以一开始无法解释的方式逃去了国外二战之救赎吧首发。战后，流亡纳粹分子如奥托·斯科泽尼、约翰·冯·莱尔斯、阿洛伊斯·布鲁奈尔、费里德利希·施文德、克劳斯·巴尔比和约瑟夫·孟格勒分别在马德里、开罗、大马士革、利马、拉巴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下来，在这些城市里依靠老的关系从事着部分合法部分可疑的活动。事实上，在西德，多年来都存在党卫军组织，其影响一段时间甚止很大。但存在一个全球性组织严密的“敖德萨”的可能性实在不大——而传闻和事实的界限总是一再消失。“敖德萨档案”里那些是传说，那些是真实的呢？

1945年，面临灭亡，山里也在仓促准备。

卡尔滕布鲁纳命令一个完整的WEI钞制作厂进入“阿尔卑斯山堡垒”

：“伯恩哈德企业”是一行动负责人、党卫军突击队队长伯恩哈德·克吕格尔的名字来命名的，从1942年起，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人们就在这家企业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制造假的英镑、美元、邮票和文件。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一开启想到这个主意，是打算从英国上空投下这些英镑，破坏它的经济。

现在党卫军要用这些“花朵”到中立的外国去对付硬通货。卡尔藤布鲁纳1945年4月还在荒唐地希望，靠JIA钞也能让阿尔卑斯山堡垒坚持上交长时间。战争快结束前不久党卫军也对WEI造的文件产生过浓厚兴趣。

因此有关“托普利茨湖宝藏”的传说流传开来。据当地人讲，由于美军挺进迅速，大批金属箱子被运到托普利茨湖，沉到了湖里。“动作必须迅速，纳粹们很紧张。”伊达·韦森巴赫尔回忆道。党卫军士兵们征用一辆马车，用于将60只箱子沿颠簸的狭窄小路拉到湖边。在那里车主看到他们将货物装上船，划到湖心，全部扔下了船。1945年4月，他们连续14夜用马车和牛车拉运沉重的货物，沉进湖里。1957年7月，一支潜水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木箱。当他们拿钩子大开盖子时，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慢慢地浮上了水面。此次行动一共打捞了19只装有纸张和假英镑的箱子。托普利茨湖显然曾经实“第三帝国”的垃圾桶。寻宝人至今还希望，他会证明那是一个保险箱。当然，传说中卡尔藤布鲁纳和艾希曼这些党卫军成员运进“阿尔卑斯山堡垒”的传奇性“财宝”至今没有丝毫线索。对秘密文件的寻找至今也毫无收获。但有位参与其事的党卫军间谍曾经担心过可能会从托普利茨湖里打捞出爆炸性东西；“一旦有一天知道了那些秘密户头的密码，那就知道第三帝国的领袖们谁还活着。只要知道马丁·鲍曼提过钱，就可以知道他生活在什么地方了。”弗里德利希·施文德1963年11月在秘鲁的《土地》上写道，“有许多前纳粹成员如今在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里担当要职，他们反对寻找普利茨湖里的箱子。这很容易理解。那里的秘密破坏掉的将不仅是战后政坛上的飞黄藤达。”鲍曼早就死了，幻想没有止境，“伯恩哈德企业”的“花朵”部分已经打捞出来了。但有线索说明了剩余的假英镑是如何处理的。它们是一部侦探小说最需要的故事。线索又通向了利马的弗里德利希·施文德。

弗里德利希·施文德化名弗瑞茨·温迪格，他是一位有学问、仪表堂堂的先生，他长有鹰勾鼻子，头顶秃得发亮，从外表看完全可以将他当成功的古董商。实际上他是纳粹网络里最可疑最狡猾的人物：商人、军火商和走私犯，还有时还花装成党卫军大校。战争期间他担任“伯恩哈德企业”JIA钞的销售经理，受帝国中央保安局委托用JIA钞在各国购买黄金、宝石、首饰、和外汇，另外还有房地产，据说还购买伦勃朗和毕加索的画。他将麦兰的拉贝斯宫选作他的总部，在葡萄园和果园中间。战争快结束时，斯文德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运送到安全的地方。1945年5月他在奥地利被美军拘捕，但马上又获释。据他讲他被“聘”美反谍队的间谍。在美国反谍队同意下，他最后于1946年聘带他的妻子和一本化名温泽斯拉夫·图利的南斯拉夫护照前往拉丁美洲，在秘鲁首都利马定居了下来。

他在那里开了一座养鸡场，掩护他的犯罪生意:他是军火商、敲诈者、放高利贷者、洗钱人和秘鲁情报机构的间谍。他的已经证实的通信读起来像一部惊险小说。（帝国间谍精英啊！）他给“卢迪，克利希和汉斯”写道：“我对一些新的或具有新价值的冲锋枪感兴趣，可能的话连同弹药。”在给“奥尔利肯”机床厂的一封信里写道：“请你友好地告诉我们，你能不能提供中程导弹。”经常谈到可疑的金融生意：“我要求施皮茨为这幅伦勃朗绘画作品支付4万马克，在瑞士支付，作为他在60万帝国马克那桩生意上进行欺骗的赔偿。”有传言说施文德在利马找人将“伯恩哈德行动”中剩余的JIA钞、不动产和值钱的东西用作资助“敖德萨”的基本资金。信中提到的“生意”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斯文德本人当然声称，他的全部财产—其中他提到80公斤金币、一幅伦勃朗的原画、一箱子钱和一块做工精美的地毯—在战后被抢走了。但不管怎样，正如他信中表明的，施文德自己都觉得他参与“伯恩哈德行动”十分惊险，他真想让人根据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故事片。剩下的问题只是：“将爱情安排在那里?”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的犯罪活动中，斯文德同党卫军影响范围内的战犯们保持着密切的解触，他是在逃纳粹分子的资询处。此时已经逃到西班牙的奥托·斯科泽尼看来曾帮他买卖过钻石。施文德为前党卫军分队长牙尔特·劳夫搞到过供在逃“战友们”使用的护照。





这个网络里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博士，罗马的德语民族教会“圣母玛丽亚之魂”的神职人员学院“德语学院”的院长。“我于1948年5月30日逃出林茨的拘留所”集中营指挥官弗兰茨·斯坦格尔告诉采访他的吉塔·塞莱妮说，“后来我听说，梵蒂冈的一位胡达尔主教在罗马帮助信仰基督教的党卫军军官，于是我就前往罗马。”当“第三帝国”瓦解时，他化装成平民藏在奥地利的一座小村庄里，被美军作为党卫军成员抓获了。美国人大概也不知道他们抓到的是谁。不清楚斯坦格尔是如何从狱中逃出、越过边境来到意大利的。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为他搞到了证件。斯坦格尔在罗马同胡达尔主教联系上了。“主教来到我在里面等候的房间，向我伸出双手，说道：‘您一定是弗兰茨·斯坦格尔。我就知道您会来！’”斯坦格尔继续介绍说，胡达尔主教为他在罗马安排了住处，弄到一本红十字会护照和一封叙利亚签证，包括在大马士革的一份工作和一张船票。他前往叙利亚，最后和他的家庭移居巴西。直到1967年他才被引渡给联邦政府，被判处终身监禁。

　教会协助逃亡的机智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构的佩服 ：虽然美国情报机构美军反谍队使德拉加诺维奇作为“法西斯分子和战犯”出了名，它却和他做起了交易。美军反谍队需要为它想让他们离开欧洲的间谍办理旅行资料和签证。每人收取1000到1400美元，德拉加诺维奇乐于相助。为此，当这位克罗地亚人将他的乌什塔查法西斯分子偷运出国时，美军反谍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反谍队早在1947年就为它的间谍们建立了一条逃亡之路：情报部门的暗语里称它“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