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很明显，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诸军阀的战略物资是靠掳掠而获取，后勤供应还谈不上。

　　刘备的军队在早期势单力薄，军需来源比较复杂，有时依赖社会上的资助，有时依赖其他军阀而获取，有时来源于抢掠。初平元年，徐州刺史陶谦死后，其别驾麋竺准备迎立刘备为徐州刺史，陈登对刘备说“彼州殷富”，意即该地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军队。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1]麋竺倾其家产来帮助刘备，使自己获得了政治上的靠山，双方各有所得。此后，刘备在吕布的进攻下，依附于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刘备“将至沛收散卒，（曹操）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2]曹操供给刘备战略物资是为了共同进攻吕布，这时候刘备军队的后勤供应是依赖于曹操。
　　刘备脱离曹操以后，转战各地，不可能有固定的战略物资来源，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来源于抢掠。刘备在曹操大军的追赶下逃往荆州，“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而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在曹操大军追赶下，刘备率数十人逃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3]
　　刘备军队在荆州的战略物资或是刘琦供应，或是由当地征发而来。赤壁之战后，刘备为荆州牧，“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4]刘备凭借赤壁抵抗曹操的功绩，开始在荆州地区向百姓征收赋税作为战略物资。

　　刘备入蜀前，郑度曾经对刘璋说：“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5]郑度提出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使刘备的军队无法筹集到军用物资而自行灭亡，刘璋没有采纳郑度的建议，而是采纳张松的意见，迎刘备入蜀。刘璋“敕所在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刘备在距成都３６０余里的地方驻扎了一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裴注引《吴书》曰：“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先主传》则径说：“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入蜀以后刘备的军队是依靠刘璋在成都的割据政权供给的。到了次年（建安十七年），曹操大军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结果引起刘备的不满，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力死战，其可得乎’！”刘备借口刘璋没有给足军用物资，激怒将士以夺取益州的政权，刘璋的养痈遗患是刘备最终夺取政权的关键。夺取刘璋政权后，“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占有蜀汉地区为刘备军队的后勤供应提供了广阔的基地。
　　据上可知，刘备入蜀以前，因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无法征收到军用物资，只能靠掳掠或者其他军阀的资助而获得，这种获得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代价的，曹操供给刘备军资是要他率军进攻吕布，刘琦供给他军资是依赖他抵抗曹操的大军，而进入蜀地以后刘璋以军资供给刘备是靠他攻打张鲁和解除孙权军事进攻的危机。早期军队没有稳定的后勤供应与缺乏固定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关系。

　　蜀汉政权建立以后，军队的后勤供应逐步走向正规，大致上由地方供给军队的军需物资，而且要派人运送到前线；有时候军队则有专门的人员供应军事需要的战略物资。诸葛亮在蜀汉军队的后勤供应构建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史称“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6]说明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作战时负责战略物资的供应。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7]因为关中是蜀汉存亡的战略要地，所以刘备刚到蜀地即发兵进攻关中，战略物资供应则完全落到了蜀汉地区的女性身上，并且以杨洪督办此事，因运粮有功，杨洪被正式任命为蜀郡太守。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军进攻樊，因与后勤保障系统的有关官员不和，结果为孙权所袭杀。《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云：“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因为关羽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了问题，结果引起军心大乱，最后为孙权所袭杀。由此可知，供应关羽军队军用物资的既有地方上的太守，也有军队中的将军，后勤供应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

　　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时，蜀汉军队的后勤供应就比较紧张，前线的军队时刻面临绝粮的危险。南中地区平定后，诸葛亮任用少数民族的渠率而不驻军，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夷、汉粗安故耳。”[8]驻扎军队必然要牵扯到后勤供应问题，诸葛亮采取了任用少数民族的“渠率”，实现了“夷、汉粗安”，既减少了驻军引起的运粮问题，也使少数民族没有感到受制于人。当诸葛亮的大军撤退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9]有力地保障了蜀汉的军事物资供应。因此，《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记载，建兴三年，“秋，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谓中的之言。

　　诸葛亮平定南中不但稳定了后方，而且南中地区丰富的物产也成了蜀汉军队战略物资的来源地。建兴五年，诸葛亮在率领军队北驻汉中前，上《出师表》，其中就有“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0]说明了诸葛亮在北伐前准备了充足的战略物资。因为南中地区作为蜀汉政权重要的战略后方，所以这一带一有风吹草动，蜀汉的统治者就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镇压。建兴九年，张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讨伐耆率刘胄叛乱，“胄未破，会被征当还，群下咸以为宜便驰骑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11]张翼在平定南中叛乱时，虽然被解职，但能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保证了后勤供应，使平叛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受到诸葛亮的器重。

　　建兴六年冬天，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因后勤供应跟不上，诸葛亮不得不撤军。诸葛亮曾经说：“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12]运粮前线耗费之大，使诸葛亮不得不思考对运输工具进行改革。根据北进沿线多山的地理特点，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方便了运送军用物资。建兴九年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军退”。因军粮供应问题迫使诸葛亮以撤军保存实力。到了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既屯垦又加紧制造新的运输工具，其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木牛流马运”。然而此年秋，“亮卒于渭滨”。[13]诸葛亮多次对运粮工具进行改革，说明其在供应前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诸葛亮传》对此也有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集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诸葛亮虽然发明了木牛、流马，但是，因为前线所需战略物资的数量庞大，不得不采取“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的边运粮边屯田措施以解决粮食供应不足问题。关于蜀汉军需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与其交战的曹魏统治者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他们不时地利用蜀汉军需供应不足这一弱点，与诸葛亮作长期的军事对垒。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峰，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走矣；走则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14]曹魏统治者显然是想利用蜀汉军队后勤供应不足的弊端来打消耗战，以拖垮蜀汉军队。甚至当诸葛亮进攻天水时，魏明帝的谋臣卫臻上奏：“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为了实施这一战争策略，魏明帝还任命卫臻为征蜀将军，到长安督战，因诸葛亮退兵而未果。[15]说明曹魏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断绝蜀汉军队的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史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官员运粮到前线而受到诸葛亮嘉奖的事例。吕乂任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16]吕乂在任巴西太守时就能对诸葛亮“调发诸郡”的措施予以支持，当任汉中太守时，又能“供继军粮”，因而倍受诸葛亮的信赖。再如杨仪，建兴八年后，“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17]建兴八年，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18]蒋琬因运粮有功而被诸葛亮赏识，甚而有将身后之事托付之的想法。
　　因为军事运输关乎战争的胜败，在对积极支援前线人员进行奖励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破坏或者干扰军事运输的人则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李）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上表将李平废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19]
　　蜀汉政权对前线的后勤供应线沿途常有许多强盗掠夺战略物资，因而打击劫匪是蜀汉政权军事运输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建兴五年，丞相亮北驻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略吏民，（张）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禽，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寻其余类，旬日清泰”。[20]保证了军队的后勤供应。

诸葛亮死后，朝廷内部因为宦官专权，对外战争的后勤供应显得更加艰难。蒋琬掌权后，“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后来因蒋琬病故而没有结果。[21]对于蒋琬的这一想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国》评价曰：
　　蒋琬改诸葛之图，欲以舟师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愈非策矣。魏兴、上庸，非魏所持为岩险，而其赘余之地也。纵克之矣，能东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何也？魏兴、上庸，汉中东迤之余险，士卒所凭以阻突骑之冲突，而依险自固，则出险而魂神已惘，固不能逾阃限以与人相搏也。且舟师之顺流而下也，逸矣；无与遏之而戒心驰，一离乎水而衰气不足以生，必败之道也，先主与吴共争于水而且溃，况欲以水为势，而与车骑争于原陆乎？魏且履实地、资宿饱，坐而制之于丹、淯之湄，如蛾赴焰，十扑而九亡矣。
由王夫之所言，蒋琬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东西不同的战略和地形形势，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姜维掌握政权以后，仍然以北伐作为蜀汉立国之本，延熙十六年夏季，“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 [22]军粮问题仍是困扰蜀汉军事进攻的重大障碍。史称“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谯周著《仇国论》，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人莫察焉”。 [23]蜀汉因为军粮问题的限制，只能偏安蜀汉地区，而无法像汉高祖那样进军全国。《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绝粮道及辎重》云：“蜀将姜维率众侵魏，依麴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韶等守之，众羌胡质任，寇逼诸郡。魏将陈泰御之，泰谓诸将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或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维果来救，出自牛头，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返道，则我之擒也。诸军各坚垒勿与战。’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诸将截其还路。维惧，遁走。安等孤悬，遂皆降。”姜维孤军深入，运粮不济，是他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纵观全文，进入蜀地以前，刘备的军队没有稳定的后勤供应，较为完整的后勤供应是在刘备夺取刘璋政权以后而实施的。后勤供应在蜀汉军队对外作战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诸葛亮有言：“军以粮食为本”。[24]已经充分认识到后勤供应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军队后勤供应的顺利进行，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奖励后勤供应的有功之臣，惩治玩忽职守的有关人员。因为军队的后勤供应关乎蜀汉对外战争的胜败，所以诸葛亮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以木牛流马为代表的运输工具。诸葛亮死后，蒋琬、姜维掌权时，虽然极力通过改革后勤供应来挽救蜀汉的败局，但因蜀汉朝廷内讧迭起，这种努力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