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天才绝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种文明的孕育以至发达更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如是发人深省地说道：“倘若对于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中心题记
自从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膨胀这一极富有开创性意义的惊世之天文规律以来，现代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即经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普遍得出结论，我们的宇宙竟是由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约150亿年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而形成的。
　　　　与之相论，比较富有意味的是，我们地球生物的勃兴也竟惊人地经历了这样一个奇迹般的类似宇宙“大爆炸”的生命突进过程。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自英国博物学家、著名的“进化论”开创者达尔文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等学术界。
　　　　这件事情的具体起因是大约6亿年前，在地质学上称做“寒武纪”的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门竟一同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了，迅速打破了地球自创生以来一贯的沉寂。这种几乎是“同时”地、“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中门类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化石(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腕足动物和环节动物等)，而在寒武纪之前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以来却找不到动物化石的现象，于是此现象即被古生物学家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亦简称“寒武爆发”。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即提到了这一事实，并大感迷惑。他认为这一事实可能会被用做反对其进化论的有力证据。但他又同时解释到，寒武纪的动物一定是来自前寒武纪动物的祖先，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进化过程产生的；寒武纪动物化石出现的“突然性”和前寒武纪动物化石的缺乏，是由于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或是由于老地层淹没在海洋中的缘故。总之，达尔文是绝不相信会有无缘无故的奇迹发生的。
　　　　后来，经过众多相关科学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尤其在我国云南地区也发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代表——云南澄江动物群。由此，澄江动物群的发现即很好地说明了这样一条生物进化规律——生物的进化并非总是渐进的，而是渐进与跃进并存的繁衍过程（当然首先还是应该满足生命进化所需要的一定的适宜的条件）。
然而，无独有偶，更加富有深刻意味、亦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人类诸主要文明的产生以至发达似乎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由缓慢渐进突然达成一个快速跃进以至成熟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即被相应地归纳为一个名曰文明之“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文的核心也即是为着细致地探讨此问题是何以发生、何以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的。
一、文明之“轴心时代”问题的提出
这一问题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于1949年在其所出版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具体提出来的，而且它一经提出即因其牵涉问题重大、具有非常的深广度而立即成为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著名命题。
　　　　其命题大意是这样说的，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涉及）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亦可谓一个文明成熟质变的过程）。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个时间因为略早，情境相对特殊，且被吸收和被改造得程度太深，其实一般是忽略的），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地理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尤其在时间上的相近。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对于自我的体察、认知和价值肯定以及对于社会的总体审视和考量都开始具有了根本的意义）。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式（批判式、辨证式）、道德的方式（强烈的社会意识、自我约束）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从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的高等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明形态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即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而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终于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就此，雅斯贝尔斯如是强调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他甚至还突破一般地作出如下高度肯定：“轴心期成为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历史的意义。”这即是对于今天增强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尤其强调其复兴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
二、关于文明之“轴心时代”问题的一般回答
从“轴心时代”问题的提出之日至今算起，也将有60载了。然而，对于此问题的解答，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并没有几个令人满意的声音出现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自身也不是无可挑剔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问题和破绽的），尤其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唯心主义倾向的德国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不够历史、辨证和彻底的（据说在研究、探讨社会历史问题方面，他受到了唯心主义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比较深刻的影响），尽管他自己对于此问题也做了某些有价值的解答，可是总体来说，理完满仍相去甚远。
　　　　可是，我们尤其要意识到——对于一个真正的问题而言，它的最有价值的意义部分，其实往往正在于它的被有效地提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斯贝尔斯仍然是贡献卓著的（当然在他之前也有西方学者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都不及他的问题敏锐和深刻）。那么，接下去的就是对于此问题的认真细致的解答了。
首先，我们先需要听一听作为所谓“文化形态史观集大成者”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8——1975）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归纳起来，汤因比就文明可以比较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文明的时间是个相对的概念；与原始社会同年的人类大约存在了30万年，而已知的文明最初出现之日，至今还不足6000年。因此可以认为，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第二，文明的价值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同原始社会相比，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果同任何理想的标准相比，它们又都非常不够。因此也可以说，所有的文明社会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
　　　　由此不难看出，汤因比是不屑和否定“轴心时代”的突出价值和显明意义的，尤其，他的回答也过于笼统化了。然而更需要我们看清的是，汤因比尤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注意，这绝对不是乱贴标签，这应该是一针见血的洞见），虽然他对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像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开创者）一样悲观，但是他对于人类历史（文明）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尤其上升性和进步性）仍是感到怀疑的，以至于他最终过于将诸文明形态等量齐观了（也即是赋予了近乎同等的价值）。
　　　　其实，甚至在雅斯贝尔斯自己，也是深刻怀疑西方的独特的价值意义的，只是他终于没有像汤因比那样在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远。所以一般认为，世界文化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也不是西方才有的，是雅斯贝尔斯最大的理论贡献。
没有看到物质生产的决定和根本推动力量及意义（起码是未予积极肯定），以及无法正视人类历史的上升、进步意义（曲折性、长期合理性），这就是唯心主义者最大的软肋和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永远要比愚蠢机械的唯物主义要高明得多）。概括地说，对于历史真正的准确的宏观把握，还是必要强调超精神的客观世界和物质存在的。


三、地理要素的解答
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地缘等诸因素）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自然是至关重要的，更是非常之突出和深刻的，甚至其重大或隐微处是超出现今人们的想象和认识水平的（不过，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即在此方面为我们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比如，大河流域孕育了早期较为发达的人类农业文明（举例说，尼罗河滋养下的埃及文明即起源于约公元前四千余年，那时的埃及人即已开始创造并拥有文字和文具（包括纸）、历法和制铜），而这正是“轴心”文明的最为根本的奠基；再比如，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正是欧洲文明发端以至成熟的根本前提保证，因此即决定了其文明总体精神的积极性和扩张性（所以也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欧洲文明定性为典型的海洋文明，而中国文明为典型的大陆文明）。
从雅斯贝尔斯的归纳上看，几个所谓的“轴心”文明都分布在地球的北温带地区，而没有在南温带产生。这一方面说明人类农业文明对于温带气候条件的强烈倚赖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人类早期社会活动中还是应该具有相互影响的因素存在的，而且这对于主要文明（可相应地理解为“轴心”文明的萌芽）自身机体的发达、强健也是非常必要的，起码支撑主要文明的空间要足够开阔，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机体是相对鲜活的（文明总是需要相互间刺激和取长补短的）。而南温带地区地域狭小，且相对空间隔绝，虽然也产生了像玛雅文明那种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可是它的终于没落恰恰说明了文明是需要强劲的新鲜血液的注入的。
　　　　似乎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良性的也是血腥的），比如“轴心时代”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印度也是列国时期，而希腊是各城邦的活跃、竞争时期（犹太人更是苦难重重，备受其他种族的压迫，它们只能凭借自己坚定的信仰支撑自己民族的延续，这使得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的范型）。总之，文明要具有适度的地理开放性和开阔性。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也曾经指出过产生一般文明的诱发、刺激要素，那就是他的“挑战”和“应战”理论。从这个理论上说，人一面要依赖、利用自然的优越条件，一面又要积极地对抗自然的压迫。自然的压迫越紧，人类自身的反抗和改造也就越强，但是它的压迫是需要一个限度的，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因为人类自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将这个理论不妨引申开去，除了自然的压迫而外，那就是说天灾之外应该是人祸——良性的人类竞争环境，应该是“轴心”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
　　　　因为社会生产生活、尤其商业经济的活跃必然会带来文化方面的活跃表现，而文化方面的活跃表现归根结底是为着社会的整体意志服务的；也只有文化上满足了时代和社会的强烈要求，才能最终谈得上历史的进步，这是辨证统一的。文化的本质乃在于其正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体现，而社会上层建筑则又是经济基础的相应产物。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存在法则举例来说，比如在像热带雨林之类食物丰盛而生存竞争激烈的地方，生物的种类、生理结构和生命力就会相比其他地域要复杂和强劲得多（毒性和肉食性在此可窥一斑）。
不过，实在值得一提的是，从各“轴心”文明的相对共时性上看，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还是应该会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地理上的有机联系的（比如，亚欧大陆是一体的，它和非洲大陆也存在陆地联系，甚至原始人类就可能是通过白令海峡的冰桥建立亚欧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联系的）。然而这种联系应该追溯得更远，尤其应该在气候因素方面找寻。
　　　　人类较发达农业文明的产生也就是大约五、六千年（也可以理解为阶级、国家的出现），这本身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突破。那么我们或许又要不禁产生这种疑问了：为什么人类农业文明的突破不能更早一些呢（人类的历史有证据可追溯得已有大约170万年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也只有非常适宜的气候条件才能满足人类自身早期脆弱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五、具体要素的解答
一般而言，我们只有细致严谨地研究了具体，才可能会发现真正的问题之关节所在。比如像孔子、苏格拉底等开一代文化之先风的思想巨人都是平民出身（孔子虽然是下等没落贵族，但是他的经济地位很低），而他们终于成长为学识渊博者，除了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刻苦自学精神而外，其实最为重要的即是社会经济因素（尤其城市经济）的迅速成长和活跃性给他们带来了自由思考和学习的良机（比如文化传播比之过去更为发达了），并且使得他们得以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有效地解脱出来（这还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的直接后果）。然而，须知他们本来也都是劳动人民，甚至清贫的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完全从生产劳动中得以真正解脱出来（而孔子基本做到了），所以安心地著书立说对于他而言就有些不太现实了（幸好还有个作为其忠实学生的文笔出色、聪明至极的贵族出身的柏拉图）。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得以从过去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具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那么这就等于解放了他的部分头脑。从而人开始发现并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一旦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和麻烦，他便开始学会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他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走得越远，就证明他已得以从社会整体之中相对地孤立出来，开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原始社会的居民就没有这种机缘或者说幸运），从而在他即开始产生了其“自由意志”的精神——在上可理解扩展为政治民主精神，在下可以转化为自由思考的哲学精神，顺其自然地人就会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终极意义，而这即是人类之“终极关怀的觉醒”的前提（而平民知识分子比之贵族知识分子应该更关心社会的稳定和成长，因为社会动荡的受害者首先就是他们，比如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孔子的思想则更具有政治意义）。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结合一般而谈具体，其实这已经只是问题的引申部分了，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揭示出来了，而且后面要谈到的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那么就概括言之吧。
（1）佛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公元前1500多年，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大约从公元前1500——前600年的印度被称为“吠陀时代”，这一时期是印度文明的重要奠基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史称“列国时代”，其国家数目在20个左右，它们都非常活跃，各自为政。
　　　　列国时代是印度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学派、教派纷纷兴起和空前活跃的时代，形成了类似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时候，佛教产生了。它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①社会根源。总体上来讲，印度的婆罗门教及其瓦尔那制度与印度现实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佛教产生于印度列国时代的早期。当时，由于列国间的频繁战争，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而尖锐的矛盾则集中体现在对瓦尔那制度（种姓制度）的态度上。瓦尔那制度作为一种等级制度，是婆罗门教的核心内容。瓦尔那制度将全体居民分为四个等级，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并且各等级的职业世袭化，实行内部通婚，而且各等级在法律上的地位极其不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下层人民反对瓦尔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上层贵族为维护其利益，反对废除瓦尔那制度。这使得人们对于婆罗门教非常失望。
　　　　②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印度社会动荡之际，其思想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家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因此涌现出一些新思想、新教派。据佛经说，当时有“六大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历史上称作“沙门思潮”。他们在思想领域展开“争鸣”和激烈的斗争，矛头直指婆罗门教、旧的等级制度、传统观念，以及它的积极维护者——婆罗门僧侣贵族。


　　　　③恒河流域成为新宗教产生的沃土。在公元前6世纪，雅利安人的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刹帝利在新占土地上割据称雄，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对此鞭长莫及，恒河流域成为思想的真空地带，新兴刹帝利阶级为享有与婆罗门平等的政治权利及对绝望的首陀罗进行管理，寻找新的适应新的奴隶制度统治的宗教势在必行。
　　　　④社会动乱带来的灾祸和痛苦使人民渴望心灵上的解脱。甚至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开明之士也感到了时代的压抑和痛苦，所以他们才积极地开辟新的疗救人类心灵的宗教道路。因此，在这个时候，被后世尊为“释迦牟尼佛”（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的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就应时运而生。
（2）希腊古典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希腊的历史一般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因此要从简单说来。首先历史上的希腊即是指爱琴海区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带（他们一般具有共同的语言）。公元前3000年代后，爱琴文明繁荣（据有关专家推断，约公元前三千年，作为爱琴文明的核心地理部分的克里特岛同埃及之间的交通和商务已经很频繁；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岛上已有独立、统一的政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内无战事、外无侵寇，所以使得有些古代西方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作“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公元前12世纪末，希腊北部的多利亚人南下，毁灭了爱琴文明（其间还包括迈锡尼文明的更迭），导致希腊历史发展出现暂时的曲折。前11世纪进入“荷马时代”（又称英雄时代，恩格斯指出：“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在铁器时代生产力的推动下，希腊各地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并以大殖民的方式将希腊文明传播至地中海各地。雅典（包括斯巴达）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特点也都于此时趣于定型。公元前5世纪，在取得希波战争胜利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迅速进入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古典时代。
　　具体而言，可以作如下归纳：
①文化、经济等积累因素。公元前6世纪波斯自东向西几次大规模入侵，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社会经济生活开始变得普遍活跃起来。尤其希腊地近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化胜地，受其深刻影响，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西渐，医学、历法、度量衡、算术、天文等方面的技术和知识很容易就传到希腊地区；外来文化和自身积累的经验技术相结合，便孕育出新思想的萌芽。由于生存环境特殊，希腊非常爱好思考，希腊哲学即开始于对自然的思考。首先便是以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的迅速成长，接着便又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伦理社会哲学家的奇峰突起，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热点奇迹（自然也应该包括在史学、文学、建筑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但此处它们不是探讨的重点）。
②社会政治因素。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奴隶制的发展，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缺乏系统、严格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伦理为希腊哲学的产生和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社会氛围愈是功利化、现实化，对于宗教的依赖性就愈是弱得多，这还是由经济生活的活跃性所从根本上决定的）。比如著名的“伯里克利改革”，创造了人类早期民主政治制度的光辉典范和奇迹，这同时也就使得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的自由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对雅典而言，在取得希波战争的巨大胜利后，大量的战俘奴隶和战利品使雅典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因平民尤其是第四等公民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势力增强，促使雅典民主政治更加完善。


③地缘因素。这也是一个非常显明的因素，而且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是人们轻易就可窥透的（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就简单说来，希腊半岛基本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这里土地贫瘠而多山，随着人口繁衍，希腊人只能向海外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养成了他们自由外向、积极进取的性格；他们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及岛屿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希腊人是航海的民族，希腊人在从事海外殖民和贸易的航海活动中很容易发现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像有人做的不免感性化的推断：试想，茫茫大海上一叶扁舟，面对海天一色的空阔，观望星移斗转的天穹，这样的自然环境怎能不激发出对自然奥秘的遐想？一旦人们知道经验观察可以发现规律，并能作出正确的预测时，他们眼里的世界就不再是受外部力量任意支配、变化无迹可循的现象；人们开始有了变化的观念，有了秩序和原因的观念，并且认识到，秩序和原因就在运动变化的事物之中（正像雅斯贝尔斯在其《智慧之路》一书中所总结的人类的心理特征：怀疑导向确定性；惊异导向知识；被抛弃感导向自我）。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地理上的无法统一和各自为政的传统带来了自由竞争局面的形成，压力即动力（这种压力即有外来的，也有希腊内部的），人类的思想意志、生存行为的潜力一时间几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
④其他因素。比如个人的天才、命运的适度眷顾等，终于没有使得天才的迸发最终成为虚无。虽然说人类的历史绝不是偶然，但其更不是必然。
（3）中国古典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我们中国自己这一方面，我们自己应该比较熟悉了。主要的是，我在自己的《再论秦始皇何以一统中华》一文中就此有过系统的总结和概括，这里不再加以赘述，而且今后我还将要在自己的另一文《中国历史的精神》中详加阐述。但是我还想重点指出的是，中国哲学突出的是政治的哲学（不是指单纯的政治），因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独特性更强调我们要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精神、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谐以及天下大局观念(主要体现在现实政治精神上)。我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是这样总结概括的：“每一种历史文明的精神都是具有其非常的独特性和深刻性的，中国之历史文明自然也不能例外。中国历史自古以来，真正需要的绝不是个人（自我）和效率（技术），而是保证和求得大体上的稳定和均衡；中国少有纯粹（真理和思辩）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政治（功利和实用）的哲学，中国所谓的纯粹之哲学则多在美学里。儒家的哲学精神（保守与积极的二重性）即基本贯穿了中国历史的精神。”这基本就是问题的引申了。
　　　　尤其值得再一提的是，老子、孔子等伟大思想家都不是平白无故以至横空出世的人物，他们像所有其他思想家一样，是积极地站在无数智慧的前人的肩膀上的，不过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天才和品格敏锐地察觉到了大动荡时代对于他们独特精神意志的热切呼唤（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矛盾和痛苦，所以寻求最深刻的化解和超越之道）。他们用自己的不凡的努力和思考回应了自身时代关于“普天之下”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的巨大挑战，而由于其探索和思想力度的深广性，从而实现了其对于中国历史精神的伟大理解和对于前人智慧精神的伟大超越，以至使得他们的精神终于成为不朽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当然也有其不合理性，然而历史始终是以尊重客观事实为中心主旨的）。
　　　　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老子还是孔子的思想精神中都体现出了最为深刻的人文关怀。老子以“道”的“无为”精神统筹一切，强调和谐、虚静的人生观（这应该也源出于其对于宇宙精神、自然精神的一种深刻体认）；而孔子则以“礼”和“仁”的思想观念统筹一切，强调积极、中庸及自我完善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墨子的“兼爱”和“非攻”思想甚至是带着浓厚的宗教大同色彩的）。他们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4）犹太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首先说，宗教的产生和传播是人类历史的一大中心景观。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宗教信仰），组织（宗教组织，如教会，宗侣），行动（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如祭祀，礼仪），文化（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等方面的内容。一种成功的宗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对某一时代人类的社会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宗教也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
　　　　参照一些资料作引申一下，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等。但是宗教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影响时间如此长、影响范围如此广泛、影响人数如此众多的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虽然，世界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但是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是所有成功的宗教的共性。宗教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保证人类集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作用；这正是宗教的独特优势之所在。一些主要的宗教之所以为社会所接受，为社会中相当部分的人所接受，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维护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那么具体而言犹太教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可贵的精神主旨又是什么呢？我们还当从历史追溯之。约公元前20～前18世纪，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一些游牧部落跨越幼发拉底河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南部）定居，称希伯来人（他们自然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后发展为以色列的12个部落，因逃荒而迁居埃及逾400年。据传约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因不堪忍受埃及人的欺凌和压迫于是愤而逃离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将希伯来人的传统宗教发展为具有统一信条和礼仪的民族宗教。而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约公元前993年建立以色列王国，在京城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公元前933年，王国分裂为南部犹太和北部以色列两国。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帝国，10个部落被放逐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犹太国臣服外邦。在这一时期，一批先知起自民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面前，极力强调对唯一真神的崇拜，抨击注重外在仪式的祭司宗教，提出内在信仰和道德戒律，形成犹太教为先知传统。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焚毁圣殿，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在数十年流放生活中，他们的信仰集中于追忆和缅怀历史，反省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犹太人获释，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犹太人又反复遭受历史的惨酷浩劫，甚至最后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然而他们的后人终于依靠其坚贞的信仰、不拔的意志而再度于公元1948年成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总而言之，犹太教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基于犹太民族的重重苦难，而为了维系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生命力强大的犹太教就应运而生了（它最为直接地体现出了对于信仰者的终极性的心灵关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正像汤因比所强调指出的（前文以有所提及）：在以色列人，信仰之于他们的独特意义——即使其有效地延续了自己的生存，并且犹太民族的生存轨迹终于塑造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光辉范型。
六、总结：“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成年期
关于轴心文明的性质问题，雅斯贝尔斯将其定义为“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似乎意味着人类从对于自我的浑浑噩噩一下子即突然发现了那个最为内在的自我、从而猛地觉醒了一样，好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身一样，这个过程并不可能需要太长时间，它应该主要决定于人在心理因素的积累（这主要取决于人的年龄）以及外在压力的强度和内在心理压力的深度方面——长期、痛苦、紧张、压抑的生活，很容易就使人去反思和追寻方向及意义感。将此经验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上，这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