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传统法的特点
（一）礼与法相互融合，纳礼入律，法律伦理化，道德法律化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以“别”为本，以差等著称，法以“齐”为本，以公平闻世，两者虽有矛盾，但都可
以作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手段。所谓“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礼从正面规定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制度，而法
则对侵犯礼及其他不法行为予以制裁，礼的规范祢补了法律条文的不足。“刑威以辅德教”，一直是古代统治者所信奉的，清人蒋彤就说：三千三百（指周礼“威仪
三百，礼仪三千”），天体之刑，三刺八辟（指周礼的两类刑事制度），无形之礼。礼是某种意义上的刑，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礼，作用相近，目标一致，皆在为导
善、逼善所用。
先秦时期，礼与法相互融合几经波折，屡遭挫折，至两汉时期经过释经解律，不仅在法典的编撰上引礼入
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春秋》决狱，魏晋时期以经注律，以经解律的律学兴盛，使引礼入法的过程进一步深化，礼制逐渐被法所吸收，其作用更加宽泛，至
唐代，在以礼修律原则的指导下，唐律“一准乎礼”，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构成了封建法律的主要内容，唐律的每一条款的设置都能找到礼的依据，唐
以后各朝都沿着法礼相结合的道路发展。从法礼结合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礼关系是礼不可弃，法律不可独任，出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以法附礼，使法律道
德化，两者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礼法融合和互补，构成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二）天理、人情、国法三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中国传统法
对和谐的追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的。从夏商起，国法便与天相沟通，强调法律统治的“受命于天”，以此获得合法性。天人合一说至少自先秦时代
就已经深深影响着中国法律，汉初，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理论，把天伦理纲常化了。汉后，历经魏晋与唐纲常教义已逐渐演化成复杂的法律规范，构成了封建法典
的基本内容，到了宋代，理学家们进一步将三纲五常抽象为天理。在中国古代，国法渊源于天理，以天理为最高指导，将纲常具体化为国法的基本传统。法律的制定
遵循“则天立法原则”，以天为制定法律的最终依据，法律的实施方面实行“刑狱时令”和“灾异赦宥”、“秋冬行刑”的制度。法律代表着“阴”的力量，与自然
界的雷霆、闪电及秋冬时节的肃杀相联系，统治者自觉的充当了自然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制定法律以应合天理的运行。
人情即礼教提倡的“亲亲也，尊尊
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认为亲爱自己的亲属，尊敬上级，恭敬长者，男尊女卑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永恒本性，亦是人之常情符合人情的法才能体现公正。古代法律
规定“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矜恤老幼”、“存留养亲”、五服定罪等等。孔子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法律与正直、公正
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将公正寓于永恒的人情之中，只有与人情、道德相一致时，法律才有公正性可言。
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调整中，通情达理，合情合
理是最重要的，每当情理法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是不可改变的，作出让步和妥协的是法，只能是以情变法、法外开恩，情是永恒的，法则是可以变通的，情重于
法，因为“天理无非人情”“王道本乎人情”“法不外乎人情”，情理是法律的出发点，情理是法律的立法原则，法律反映的保护的就是情理。一味固守法条不知变
通，“守文定罪”并不见得是美德，人情才是法的条文维护对象。即使法律上有欠缺或不甚明确，可以以立法本意的情理来断案，仍至可以抛开法而直接援引情理，
如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中国古代将和谐奉为社会的绝对目标，传统法律被看成实现这一道德目标的手段，法律的适用变成教化加儆戒，法律不可避免
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有作为礼的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时才显得必要。整个社会传统漠视个人权利，个人的地位、价值被社会自然所整合吸纳，得不到应有
的尊重。当情与法相对时，人情的强大超越法的权威，法本身的价值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情重于法，法外开恩虽有损法律的权威，但最终或许可以达成社会和谐之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