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

关于这一点，要分几两个方面说，
一是《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记载，“……胆最怯,率队日少,其谄事东贼与北贼等,东贼籍其资倡乱,亦恕其行”，与谋略无关，基本上是因为这本书蓄意夸大太平天国部矛盾，用这种说词来解释东王对翼王的信任。美国传教士麦高文写的那段著名通讯中提到的那段“颇不友好的”“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的《金陵庶谈》中内容，指的就是这一段（《金陵癸甲纪事略》又名《金陵癸甲庶谈》。）。
事实上石达开不仅以谋略著称，也是著名的悍将，敌方多位著名将帅对他做出过“凶”“悍”的评价，
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狡悍为诸贼之冠”“为贼中著名骁悍之魁”……
胡林翼：“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
左宗棠：“石逆狡悍著闻”
骆秉章：“首恶中最狡悍善战”“悍而多诈”……
《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的主要是1853-1854年的事，这一时期，正是石达开第一次出任西征统帅，开拓皖北根据地，逼死名将江忠源，战功彪炳，再结合清方将帅们的评价，麦高文说该作者“故意贬低他的胆略”，一点不冤枉。
二是（《天国往事》的作者周禄丰对史料的歪曲和捏造，《天国往事》这本书我没看过，但周禄丰在“凤凰大视野”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周禄丰（《天国往事》作者）：在此（1852年的长沙战役）之前石达开这个人是非常没有名气的，因为很多记载里面是说石达开这个人，当时称他为翼贼，翼贼胆怯，那么一遇上有战争，他都是使同党上，自己在后面，都是很轻视他这个人，而且前期你看带兵的将领，无非也就是杨秀清是元帅，前敌的捍将是韦昌辉。”
有关这段话，flyforver0曾经有过反驳，原文如下：
首先，“翼贼胆怯”这个说法的原始出处是《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谓“很多记载”，还包括哪些？
其次，“在此之前石达开这个人是非常没有名气的，因为很多记载里面是说石达开这个人……”，这句话的“因”与“果”之间其实相互矛盾，试问“很多记载里面是说石达开这个人”怎样，怎能被当成石达开“非常没有名气”的论据呢？
第三，《金陵癸甲纪事略》的序言说，该书记载的是1853-1854年间的情况，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一年半内的事，它对石达开所做的记载又怎么会是有关1852年长沙战役“之前”的情况的呢？不能因为它的记载和众所周知的事实对照起来荒谬之处一目了然，就替古人打掩护以求取信于人，“时间”是记叙文特别是纪实文章最重要的要素之间，随意乾坤大挪移是要不得的。
第四，“自己在后面”的说法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也有，但“使同党上”却似是出自骆秉章的一篇奏议，原文如下：
“石逆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铃制其众。每战辄选各部悍贼，厚其供给，录为死党，多至数千。其临阵也，以他部前驱， 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层层设伏持之。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驰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验之所窜地方，历历不爽。”，
在这里，“他部”也好，“死党”也好，显然都是石达开自己指挥下的部队，否则便不会有“辄选各部悍贼”“录为死党”之事，石达开对两者的使用方法方式，在敌人看来恰显他用人与用兵之妙，所谓“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是也。剔除立场局限，这分明是力赞石达开统帅才能的一段文字，却被拿来和“乾坤大挪移”之后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文字进行嫁接，变成了“很多记载里面是说石达开这个人，当时称他为翼贼，翼贼胆怯，那么一遇上有战争，他都是使同党上，自己在后面，都是很轻视他这个人”，明显是有违原文原意。
第四，议论太平天国早期高层人事，可以不了解石达开指挥“独鳌山战役”的情况，但总该读过洪秀全于1851年8月15日在紫荆山茶地颁布的那道给五军主将分派任务的著名诏旨：
“……前军主将贵妹夫（也就是萧朝贵）、左军主将达胞（也就是石达开），同统戊一监军、前一军帅、前二军帅、左一军帅、左二军帅开通前路……右军主将正胞（也就是韦昌辉）、后军主将山胞（也就是冯云山），同统右一军帅、右二军帅、后一军帅、后二军帅押后……”
至少在诏旨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太平军的基本分工分明是石达开和萧朝贵同为先锋，韦昌辉押后，虽然在具体行动中各军主将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但白纸黑字，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萧朝贵战死之前石达开“总”在后面，韦昌辉才是“前敌悍将”的结论来吧？周先生的说法宁可将《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对1853-1854年的情况的记载乾坤大挪移到长沙战役之前来充数，也要无视太平天国自身留下的最为真实、可靠的一手文献，这种取舍史料的方式，实难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