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历代兵法甚多，且对许多军事术语有小字注释。小字注释是否作者自注，学界多有争论。但通观全篇，其注释多为军事术语，多为王越熟知的山东、陕西、湖北地名。作者对战事术语十分熟悉。如“乡导官”一词，“乡导”一词起源虽然很早，《孙子兵法·九第篇》已经使用，但“乡导官”一词，则多见于明代史籍，特别是西北战事时所常用。又如《吕温侯濮阳大战》回中，有对“奇兵”的大段注释，而王越善出奇制胜，对此多有感触，故大段引用古代兵法。同回又有对“间视”、“传发”等军事术语的注释，由此可想，小字注，极有可能即作者原注，也即王越自己本人的注释。而这种情况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又如《诸葛亮五出祁山》有把军士分作二班，以三个月为期，轮换使用等等，正是王越西北用兵之法。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初的书目著录看，亦和王越有极大的关系。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之“野史”类，著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即郭勋所刻。周弘祖著《古今书刻》上编有都察院刊本（书名《三国志演义》）。明代都察院刊行此类图书，在明代出版史上历来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以一个最高监察机关，本来是纠察各类不法的机构，而刊行小说之类图书，这在以前可说是绝无仅有。其主要是因为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书禁大开，不似原来那么严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越长期掌都察院之职。在其身后，王越所举荐的屠滽在弘治末年亦长期职掌都察院，正德初年，屠滽起复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可说正德嘉靖时，王越在都察院尚有一定的影响，故都察院为其前最高长官刊刻著作，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则，都察院长期派员巡抚地方，监察军事，亦需要似《三国志通俗演义》此类书籍。
　　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晁瑮为开州（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人，和王越家乡浚县是近邻，其收藏有王越著作，或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其所标“武定版”，即郭勋所刻。而王越和郭登（封定襄伯）交往甚多，集内有惠寄朱墨的记载，并有互相酬唱之作。王越长期在西北征战，驻守大同，而郭登即以坚守大同而著称。王越和郭氏家族应该有较为深厚的关系。故郭勋刻王越著作一方面是情谊所关，另外一方面即作为军事著作来刊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一般认为张尚德《引》中，其后“小书庄”图记。而郭勋即有名为《书庄记》的家刻书目一卷，颇疑此《引》亦有可能是郭勋所为。另外《百川书志》著录有《黎阳王太傅集录》一卷，标明“威宁伯兼大司马御史中丞黎阳王越世昌撰”，著录有郭勋伯父郭良著作《宾竹稿》十卷、《宾竹诗余》一卷。而王越集内有《宾竹赋》一文，是否和郭良有关，似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许多典故、词汇的使用，与王越集文中相一致的地方甚多，如《曹操兴兵击张绣》中有：“吾待温侯如养鹰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饱；饥则为用，饱则飏音扬去。”《王越集》中《过红石山》则有：“平胡岂止如擒虎，用将何须似养鹰。”[16]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杜牧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而王越《朔州道中大风》则有“江东既与周郎便，沛上徒劳汉祖歌。”[17] 又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孔明曾有言：“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而这段文字的主旨，则和刘珝赠给王越的《赠王太保序》一文文意契合，其文云：“夫所谓儒者，岂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远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轻也，举斯世皆可运于掌上……”最后用孔子语言勉励王越“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8] 。这两段文字如出一辙，是作者借孔明之口，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充分流露。

王越可以说是汪直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希望在汪直吧里发关于王越的东西，不会让大家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

受教了

王越是在战场上打过仗的，三国演义里有很多常识性军事错误，不可能是王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