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大年二十九那天，我照旧跟着父亲去爷爷奶奶的坟头去上坟，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了。所以，每当二十九那天，一大早，父亲便把那些纸钱摆在家中显眼的地方，母亲是不用跟着去的，但自从外婆和外公的相继去世，每年的农历七月十四的那天夜晚，她也会象征似地去我家后面的一条马路上，找一块干净的地方，烧些纸给外婆和外公。
不知道从多早前，我就开始像个小跟班似的，尾随在父亲身后，到离家大约几里远的地方去上坟，爷爷和奶奶的坟头就在那里，被许多的杂草包围，那里几乎是一处乱葬岗，很像鲁迅的小说《药》里面所描述的一样，馒头一般翘起的坟上面长着几丈高的荆棘和叫不出名字的树，不仔细找，很容易把坟墓的身份给搞混。在这里，就埋葬着我的奶奶，听我的母亲说，她嫁过来没多久，奶奶就病死的，但我觉得更可靠的是被饿死的，或者只是一场很小的病，比如肺炎，或者一次感冒，就死了。那时人命轻如蝼蚁，死人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奶奶被爷爷随便找一个地方给埋了，埋的时候，父亲大概二十几岁了，牢牢地记下了位置，一直埋藏在心底里，然后每年，在奶奶的坟头烧几搭纸，饶以纪念。
奶奶死去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很多年后，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力，她便如一个符号，上坟时，才会依稀记得一点，有一种被强加感情的感觉，她是父亲的母亲，而我是父亲的儿子，从血缘上讲，她便是我的奶奶，故而，跟着父亲去她的坟头去烧一簇纸，也没什么要紧的。父亲去上坟，没有让我一定要跟着去的意思，他动身的时候，一般都会默不啃声地拎着纸钱，然后又默不作声地离开家，好像上坟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用不着大叫大嚷，让家人知道，要不是母亲提醒我父亲到奶奶的坟头去了，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屁颠屁颠地跟上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老远的一段路了。
往年去上坟，十有八九是坏天气，不是刮风下雨，就是一场雪刚下，冷冽刺骨不说，脚底下的路也并不好走。但最近几年还好些，水泥路铺到家门口，出门就方便了很多，去奶奶的坟头当然也方便了，可是不管路好不好走，二十九上坟，父亲是一次也没有错过的，是没有任何借口不去的。一路上，去上坟的人很多，一些坟墓由于年代已久，被安置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要通过一段狭窄且泥泞难走的路。路上，上坟的和已经上过坟的迎面走在一起，侧过身子让路是难免的，还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为了给家中的长辈上坟，不辞辛苦地开着车子赶回家，场面甚至比送葬还要壮观热闹，就像是一种交代，一种对往昔的追溯，怀恋，和难过。烧完纸钱，然后又开着车子回到城市住的地方。
从小，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好，彼此的话很少，一般很少有机会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现在给爷爷奶奶去上坟，当然，也用不着我们说些什么。我只是硬着头皮，按照父亲的话，照说照做就是了。我们走到奶奶的坟墓前，一年过去了，不出所料，坟头上长满了乱糟糟的野草，隔壁的坟墓上也是照旧，一排排的坟冢上面无一例外皆是如此，到大年二十九这天，才会有后人来此，有心的会把它们拔去。父亲上坟，总会带一把撬，在烧纸钱前，先铲去坟头上的树干，然后再添一把土放在上面，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他从坟头上面下来。我们没有跪着，也没有练练有词的说一些烧纸钱时该说的话，母亲一直坚信地底下的亲人是有魂灵的，会收到这些纸钱的，每次鬼节，她总叽里咕噜的说些保佑之类的话，到底有没有用处，谁也不知道。
爷爷的坟墓和奶奶的各隔一方，两人去世相差有三十个年头，他们膝下一共有五个儿女，我的父亲位居第三，但每年都是父亲第一个去为奶奶和爷爷上坟，然后才是叔叔伯伯，大伯不在家的时候，便让小叔带烧纸钱。我在一篇小说里隐约提起我的这位爷爷，他在78岁那年离奇死去，至今我仍然不愿意回想他死去时的情景，和死之前所遭的罪。爷爷一辈子性格刚烈，大有家长作风，生前和几个儿女的关系都有些不和，一个人在一个小屋子里终老，死前，五个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守候。但他死的却是轰轰烈烈，在外地的儿孙也都回家为他送葬。为奶奶上完坟后，我和父亲照例沿着路，走到爷爷的坟头，墓碑上的姓氏和生卒年月在风吹雨打之中，变得模糊不清。父亲老早就想和几个叔叔商量着为墓碑重新刻印一下，这样的话，以后的子孙来为他上坟的话，就不会像奶奶的坟墓一样，成了个无名坟墓。
如果生前不能为长辈多做些事情，死后，为后人做出个榜样，上坟，应该是个很好的传统。
来源：余伞的日记
不知道从多早前，我就开始像个小跟班似的，尾随在父亲身后，到离家大约几里远的地方去上坟，爷爷和奶奶的坟头就在那里，被许多的杂草包围，那里几乎是一处乱葬岗，很像鲁迅的小说《药》里面所描述的一样，馒头一般翘起的坟上面长着几丈高的荆棘和叫不出名字的树，不仔细找，很容易把坟墓的身份给搞混。在这里，就埋葬着我的奶奶，听我的母亲说，她嫁过来没多久，奶奶就病死的，但我觉得更可靠的是被饿死的，或者只是一场很小的病，比如肺炎，或者一次感冒，就死了。那时人命轻如蝼蚁，死人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奶奶被爷爷随便找一个地方给埋了，埋的时候，父亲大概二十几岁了，牢牢地记下了位置，一直埋藏在心底里，然后每年，在奶奶的坟头烧几搭纸，饶以纪念。
奶奶死去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很多年后，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力，她便如一个符号，上坟时，才会依稀记得一点，有一种被强加感情的感觉，她是父亲的母亲，而我是父亲的儿子，从血缘上讲，她便是我的奶奶，故而，跟着父亲去她的坟头去烧一簇纸，也没什么要紧的。父亲去上坟，没有让我一定要跟着去的意思，他动身的时候，一般都会默不啃声地拎着纸钱，然后又默不作声地离开家，好像上坟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用不着大叫大嚷，让家人知道，要不是母亲提醒我父亲到奶奶的坟头去了，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屁颠屁颠地跟上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老远的一段路了。
往年去上坟，十有八九是坏天气，不是刮风下雨，就是一场雪刚下，冷冽刺骨不说，脚底下的路也并不好走。但最近几年还好些，水泥路铺到家门口，出门就方便了很多，去奶奶的坟头当然也方便了，可是不管路好不好走，二十九上坟，父亲是一次也没有错过的，是没有任何借口不去的。一路上，去上坟的人很多，一些坟墓由于年代已久，被安置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要通过一段狭窄且泥泞难走的路。路上，上坟的和已经上过坟的迎面走在一起，侧过身子让路是难免的，还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为了给家中的长辈上坟，不辞辛苦地开着车子赶回家，场面甚至比送葬还要壮观热闹，就像是一种交代，一种对往昔的追溯，怀恋，和难过。烧完纸钱，然后又开着车子回到城市住的地方。
从小，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好，彼此的话很少，一般很少有机会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现在给爷爷奶奶去上坟，当然，也用不着我们说些什么。我只是硬着头皮，按照父亲的话，照说照做就是了。我们走到奶奶的坟墓前，一年过去了，不出所料，坟头上长满了乱糟糟的野草，隔壁的坟墓上也是照旧，一排排的坟冢上面无一例外皆是如此，到大年二十九这天，才会有后人来此，有心的会把它们拔去。父亲上坟，总会带一把撬，在烧纸钱前，先铲去坟头上的树干，然后再添一把土放在上面，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他从坟头上面下来。我们没有跪着，也没有练练有词的说一些烧纸钱时该说的话，母亲一直坚信地底下的亲人是有魂灵的，会收到这些纸钱的，每次鬼节，她总叽里咕噜的说些保佑之类的话，到底有没有用处，谁也不知道。
爷爷的坟墓和奶奶的各隔一方，两人去世相差有三十个年头，他们膝下一共有五个儿女，我的父亲位居第三，但每年都是父亲第一个去为奶奶和爷爷上坟，然后才是叔叔伯伯，大伯不在家的时候，便让小叔带烧纸钱。我在一篇小说里隐约提起我的这位爷爷，他在78岁那年离奇死去，至今我仍然不愿意回想他死去时的情景，和死之前所遭的罪。爷爷一辈子性格刚烈，大有家长作风，生前和几个儿女的关系都有些不和，一个人在一个小屋子里终老，死前，五个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守候。但他死的却是轰轰烈烈，在外地的儿孙也都回家为他送葬。为奶奶上完坟后，我和父亲照例沿着路，走到爷爷的坟头，墓碑上的姓氏和生卒年月在风吹雨打之中，变得模糊不清。父亲老早就想和几个叔叔商量着为墓碑重新刻印一下，这样的话，以后的子孙来为他上坟的话，就不会像奶奶的坟墓一样，成了个无名坟墓。
如果生前不能为长辈多做些事情，死后，为后人做出个榜样，上坟，应该是个很好的传统。
来源：余伞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