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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中阳的十三座石牌楼照片，发上来，让我们大家也正真了解一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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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一只脚已迈进了老年门槛。在我60年的人生经历中，位于山西中西部的中阳县与我有不解之缘。1963年夏，当时我还在榆次市寿安里学校读小学三年级，这年放暑假我随母亲到中阳县城看望在这里工作的父亲。第一次由晋中平川来到山区，见到了高高的群山，很是好奇，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遐想。1965年底，母亲调到中阳县委组织部工作，我们举家搬迁至中阳县城，后来虽因工作调动辗转于柳林、离石，而这一来至今就有近50年生活在这个与大山相伴的区域。仅仅过了一年，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烧到了中阳县城，我们家经历了父亲被残酷批斗入狱，全家人伴随着激烈武斗事件战战兢兢生活，熬过了那命运悲惨和难忘的四五年时光。1980年，经人介绍，我与在河北鸡泽县医院工作的中阳暖泉籍妻子结了婚，从此我也成了半个中阳人。因而，多少年来，我对中阳县的历史、中阳县建设和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多次因工作任务和探亲访友曾到这个不太陌生的县城，间或走走看看偶有留存的旧址，同时搜肠刮肚地回忆那些消失在记忆中的文物，不想这些看和忆却生出许多感慨来。
中阳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古时曾称平夷县，后改称宁乡县，民国3年（1914年）改为中阳县，至今已历2200余年的历史。中阳县城地处晋西北与晋西南的交通要道，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这里明清时期不乏饱学及弟之士，文化厚重，市井繁荣；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曾三打中阳县城方歼灭守城阎军，留下了解放战争史上源远流传的佳话。正是这些辉煌的历史，在中阳县城留下了诸如明代城墙、明清牌坊和安葬解放中阳城烈士的陵园等众多令人骄傲的历史遗迹，但这些遗迹后来的命运变化不能不使人遗憾和感叹，也成为中阳县城历史之殇。
先说中阳县城城墙。据康熙年间纂修的《宁乡县志》记载，中阳城城墙建于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明清两代因战事变化曾多次加修和补修，到康熙年间，城墙初具规模。城墙西南接凤凰山，沿南、东、北绕城一周，西北再接凤凰山麓；城墙高约11米，厚约8米，外砌掺胶烧制大砖，层层叠叠，甚是壮观；城墙土质瓷实纯正，据说是当时筑城者采土后一锅锅煮制后堆砌而成，既可防生虫又可避免塌陷；同时城墙设置有东、南、北和东北四个城门，整个城垣坚固，易守难攻。这从中阳县解放时解放军在城外行军时拍摄历史照片可见一斑。可见，其时的中阳县城墙与现今被命名“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平遥县城相比，一是起伏绵延，二是材料考究，三是规模宏大，一点儿也不比平遥古城逊色。可惜的是，1946年12月13日中阳县城解放第二日，当地政府便组织群众开始拆毁城墙，使这座500年的古城墙开始出现损毁，这还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依然不明，敌人随时有反扑的可能，拆城墙可能是当时的应急之举。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历届当政的党政领导人缺乏远见和数典忘祖，这一历史遗迹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先是上世纪50年代村民大肆拆除城墙墙砖用作私人搭建无人过问；接着是上世纪60年代为了出城的方便拆除了南门、北门及城墙，留下了大大的豁口，虽然这时东门尚留，但也是破烂不堪；上世纪70年代初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城墙在人们眼里更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建筑，于是从1970年开始，中阳县城同时开展了“城外拆城墙、城内拆牌楼”的文物大破坏，历经四五年，这一历史遗迹从此逐渐消失，破坏殆尽，从此这就成了中阳人文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再说中阳城内的石牌坊。中阳城内最著名的古建筑当属流传数百年的明清石木牌坊，为山西省所有县城中留存数量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群。牌坊最完整时，城内有明、清两代旌表县人职位、德行的石、木牌坊22座，分布于城内南、北、东街和城郊。此牌坊亦称举人牌坊，明清两代凡宁乡县人获得功名的举人、进士和有一定职位的官员都在城内建牌坊一座，以示功成名就。这22 座牌坊计有双桂坊（举人史弘远、张性）、登科坊（举人杨昇）、掇科坊（举人庞輔）、刺曾坊（兵马指挥贺廷秀）、经元坊（举人杨江）、光裕坊（举人史勉）、诰赠坊（兵备道曹科父曹希周）、登科坊（举人庞贤）、诰赠坊（郎中陈谟父陈继道）、文宗坊（提学道刘有诚）、御史坊（湖广道王友贤）、刺封坊（郎中刘有诚父刘希周）、尚书坊（王友贤）、三世尚书坊（王友贤父王用、祖王英）、南宫高捷坊（进士高严）、刺诰重褒坊（加赠大理寺右寺丞王用）、龙章申锡坊（加赠主事张文）、连步天梯肇登甲第坊（顺天府尹曹科），龙登春榜虎占秋闱坊（进士张藩）、父子承恩坊（累赠奉直大夫礼部制司郎中王弘化，兵备道曹科父曹希周）、登科坊（举人庞贤）、诰赠坊（郎中陈谟父陈继道）、文宗坊（提学道刘有诚）、御史坊（湖广道王友贤）、刺封坊（郎中刘有诚父刘希周）、尚书坊（王友贤）、三世尚书坊（王友贤父王用、祖王英）、南宫高捷坊（进士高严）、刺诰重褒坊（加赠大理寺右寺丞王用）、
中阳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古时曾称平夷县，后改称宁乡县，民国3年（1914年）改为中阳县，至今已历2200余年的历史。中阳县城地处晋西北与晋西南的交通要道，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这里明清时期不乏饱学及弟之士，文化厚重，市井繁荣；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曾三打中阳县城方歼灭守城阎军，留下了解放战争史上源远流传的佳话。正是这些辉煌的历史，在中阳县城留下了诸如明代城墙、明清牌坊和安葬解放中阳城烈士的陵园等众多令人骄傲的历史遗迹，但这些遗迹后来的命运变化不能不使人遗憾和感叹，也成为中阳县城历史之殇。
先说中阳县城城墙。据康熙年间纂修的《宁乡县志》记载，中阳城城墙建于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明清两代因战事变化曾多次加修和补修，到康熙年间，城墙初具规模。城墙西南接凤凰山，沿南、东、北绕城一周，西北再接凤凰山麓；城墙高约11米，厚约8米，外砌掺胶烧制大砖，层层叠叠，甚是壮观；城墙土质瓷实纯正，据说是当时筑城者采土后一锅锅煮制后堆砌而成，既可防生虫又可避免塌陷；同时城墙设置有东、南、北和东北四个城门，整个城垣坚固，易守难攻。这从中阳县解放时解放军在城外行军时拍摄历史照片可见一斑。可见，其时的中阳县城墙与现今被命名“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平遥县城相比，一是起伏绵延，二是材料考究，三是规模宏大，一点儿也不比平遥古城逊色。可惜的是，1946年12月13日中阳县城解放第二日，当地政府便组织群众开始拆毁城墙，使这座500年的古城墙开始出现损毁，这还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依然不明，敌人随时有反扑的可能，拆城墙可能是当时的应急之举。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历届当政的党政领导人缺乏远见和数典忘祖，这一历史遗迹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先是上世纪50年代村民大肆拆除城墙墙砖用作私人搭建无人过问；接着是上世纪60年代为了出城的方便拆除了南门、北门及城墙，留下了大大的豁口，虽然这时东门尚留，但也是破烂不堪；上世纪70年代初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城墙在人们眼里更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建筑，于是从1970年开始，中阳县城同时开展了“城外拆城墙、城内拆牌楼”的文物大破坏，历经四五年，这一历史遗迹从此逐渐消失，破坏殆尽，从此这就成了中阳人文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再说中阳城内的石牌坊。中阳城内最著名的古建筑当属流传数百年的明清石木牌坊，为山西省所有县城中留存数量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群。牌坊最完整时，城内有明、清两代旌表县人职位、德行的石、木牌坊22座，分布于城内南、北、东街和城郊。此牌坊亦称举人牌坊，明清两代凡宁乡县人获得功名的举人、进士和有一定职位的官员都在城内建牌坊一座，以示功成名就。这22 座牌坊计有双桂坊（举人史弘远、张性）、登科坊（举人杨昇）、掇科坊（举人庞輔）、刺曾坊（兵马指挥贺廷秀）、经元坊（举人杨江）、光裕坊（举人史勉）、诰赠坊（兵备道曹科父曹希周）、登科坊（举人庞贤）、诰赠坊（郎中陈谟父陈继道）、文宗坊（提学道刘有诚）、御史坊（湖广道王友贤）、刺封坊（郎中刘有诚父刘希周）、尚书坊（王友贤）、三世尚书坊（王友贤父王用、祖王英）、南宫高捷坊（进士高严）、刺诰重褒坊（加赠大理寺右寺丞王用）、龙章申锡坊（加赠主事张文）、连步天梯肇登甲第坊（顺天府尹曹科），龙登春榜虎占秋闱坊（进士张藩）、父子承恩坊（累赠奉直大夫礼部制司郎中王弘化，兵备道曹科父曹希周）、登科坊（举人庞贤）、诰赠坊（郎中陈谟父陈继道）、文宗坊（提学道刘有诚）、御史坊（湖广道王友贤）、刺封坊（郎中刘有诚父刘希周）、尚书坊（王友贤）、三世尚书坊（王友贤父王用、祖王英）、南宫高捷坊（进士高严）、刺诰重褒坊（加赠大理寺右寺丞王用）、
（加赠主事张文）、连步天梯肇登甲第坊（顺天府尹曹科），龙登春榜虎占秋闱坊（进士张藩）、父子承恩坊（累赠奉直大夫礼部制司郎中王弘化，兵备道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王编，翰林院检讨王缙）、兄弟进士坊（王编、王缙）、龙章宠锡坊（云南按察使李洙）。
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石木牌楼损毁得只剩石牌坊13座，分布于县城内东、南（旧街）、北三条街。其中东街3座，南街、北街各5座。其外观式样笔者至今记忆在心，牌楼均系红砂石质地，三层石斗拱结构，高六七米，宽五六米，牌坊下方有鼓式底座，牌坊有一大两小门洞，正门仅能通行货车，旁门洞窄小，仅能通行行人。牌坊上两旁和上方刻有楷书大字，颂扬获取功名人物成就。这些牌坊的存在，给古朴的中阳带来了一丝雅致，也成为当地群众引以自豪的重要建筑。但就是这样一批极其珍贵的文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和阻碍城区发展的建筑，和中阳县城墙一同被拆除，毁于一旦，踪迹全无。至今人们谈起这些事来，还在用千古罪人来形容这些荒唐做法。不难想象，如果其时当政的领导人稍有一丝的历史责任感，能给这些文物手下留一点情，当使古城墙和古牌坊流传至今天，中阳古城一定会是比平遥古城更有魅力和名气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胜地。
最后说说中阳县烈士陵园。解放战争时期的1945年9月、1945年12月和1946年12月，人民解放军曾三次攻打中阳县城。由于中阳县城地处晋西北与晋西南的交通要道，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加之阎军有近两千人重兵把守，使县城解放十分艰难。据不完全统计，三次攻打中阳城中，人民解放军伤亡百余人，其中晋绥野战军三五九旅十四团团长李述应、吕梁军区独立十一团二营教导员王家禾、二营五连一排排长任风洲等官兵近90余人光荣牺牲，遗骨安葬在中阳这块沧桑的土地上。1959年7月，中阳县烈士陵园建成，位于古城北二郎坪，遂将散埋于他处的烈士90余具遗骸移入园内，并且将烈士姓名、籍贯一一刻录伫立在墓前石碑上。此后数十年，每逢清明节，各机关单位和学校都要组织人员到这里扫墓，凭吊为解放中阳城牺牲的先烈，是中阳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葬在中阳县烈士陵园的外籍烈士遗骨相继被其亲属移回原籍安葬，加上陵园风残雨蚀，乏于修缮，垣残壁断，已成墓荒冢芜，故而于2005年拨款80余万元进行了修缮，这显示了党和政府对烈士尊崇和怀念。修缮后的烈士陵园，正如《重建烈士陵园碑记》所述：“典雅与质朴辉映，追思与展望相溶，幽静蕴含着活力，庄严逐涌着生机，……昭示英烈精神光华千秋。”修缮工作受到各方的好评，然而在我看来，这样大规模的修缮，却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出现了一些与中阳历史相悖的东西：一是原解放中阳牺牲的烈士墓冢已统统由“革命烈士之墓”取而代之，原有的解放中阳牺牲烈士名姓已全然不见；二是陵园两通碑记只列录了中阳籍在各个时期牺牲的烈士墓碑和1959年修建陵园的情况，而对解放中阳城牺牲的烈士则只字未提，整个陵园再也没有半点纪念这些献身烈士的痕迹。这样的情况着实令人不解，又感到气愤。请问其时的中阳县当政者们，你们修建烈士陵园就是为了辟一供人们祭奠的场所吗？难道这些为解放中阳献身烈士的英名就应随着时光的流逝从中阳大地消失吗？这种做法不是割断历史、数祖忘典又是什么？或许你们会辩解，烈士家属已经把他们遗骨移走了，这也不成理由，国内外在烈士安葬地设衣冠冢来保留对烈士的永久纪念不是不是没有先例，或者刻上一方小小的、有烈士姓名和事迹的石碑来保留人们对他们的永久纪念，我想这些都是不难做到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个对历史愚昧无知、单凭心血来潮胡乱设置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60多年来，中阳县城墙的损毁、城内牌坊的消失和近年来对烈士陵园一厢情愿的臆想设置，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现实存在，它昭示了我们官员的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尊崇以及处事接物上缺少长远眼光，从而演绎出了一出出愚蠢和短视之举。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这里，背叛事业说得有些重，但说失误、误导、无知和失职却怎么也不为过。以上所列事件，有些已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可再现人间，有的经过努力或许还有可能弥补缺憾。
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石木牌楼损毁得只剩石牌坊13座，分布于县城内东、南（旧街）、北三条街。其中东街3座，南街、北街各5座。其外观式样笔者至今记忆在心，牌楼均系红砂石质地，三层石斗拱结构，高六七米，宽五六米，牌坊下方有鼓式底座，牌坊有一大两小门洞，正门仅能通行货车，旁门洞窄小，仅能通行行人。牌坊上两旁和上方刻有楷书大字，颂扬获取功名人物成就。这些牌坊的存在，给古朴的中阳带来了一丝雅致，也成为当地群众引以自豪的重要建筑。但就是这样一批极其珍贵的文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和阻碍城区发展的建筑，和中阳县城墙一同被拆除，毁于一旦，踪迹全无。至今人们谈起这些事来，还在用千古罪人来形容这些荒唐做法。不难想象，如果其时当政的领导人稍有一丝的历史责任感，能给这些文物手下留一点情，当使古城墙和古牌坊流传至今天，中阳古城一定会是比平遥古城更有魅力和名气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胜地。
最后说说中阳县烈士陵园。解放战争时期的1945年9月、1945年12月和1946年12月，人民解放军曾三次攻打中阳县城。由于中阳县城地处晋西北与晋西南的交通要道，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加之阎军有近两千人重兵把守，使县城解放十分艰难。据不完全统计，三次攻打中阳城中，人民解放军伤亡百余人，其中晋绥野战军三五九旅十四团团长李述应、吕梁军区独立十一团二营教导员王家禾、二营五连一排排长任风洲等官兵近90余人光荣牺牲，遗骨安葬在中阳这块沧桑的土地上。1959年7月，中阳县烈士陵园建成，位于古城北二郎坪，遂将散埋于他处的烈士90余具遗骸移入园内，并且将烈士姓名、籍贯一一刻录伫立在墓前石碑上。此后数十年，每逢清明节，各机关单位和学校都要组织人员到这里扫墓，凭吊为解放中阳城牺牲的先烈，是中阳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葬在中阳县烈士陵园的外籍烈士遗骨相继被其亲属移回原籍安葬，加上陵园风残雨蚀，乏于修缮，垣残壁断，已成墓荒冢芜，故而于2005年拨款80余万元进行了修缮，这显示了党和政府对烈士尊崇和怀念。修缮后的烈士陵园，正如《重建烈士陵园碑记》所述：“典雅与质朴辉映，追思与展望相溶，幽静蕴含着活力，庄严逐涌着生机，……昭示英烈精神光华千秋。”修缮工作受到各方的好评，然而在我看来，这样大规模的修缮，却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出现了一些与中阳历史相悖的东西：一是原解放中阳牺牲的烈士墓冢已统统由“革命烈士之墓”取而代之，原有的解放中阳牺牲烈士名姓已全然不见；二是陵园两通碑记只列录了中阳籍在各个时期牺牲的烈士墓碑和1959年修建陵园的情况，而对解放中阳城牺牲的烈士则只字未提，整个陵园再也没有半点纪念这些献身烈士的痕迹。这样的情况着实令人不解，又感到气愤。请问其时的中阳县当政者们，你们修建烈士陵园就是为了辟一供人们祭奠的场所吗？难道这些为解放中阳献身烈士的英名就应随着时光的流逝从中阳大地消失吗？这种做法不是割断历史、数祖忘典又是什么？或许你们会辩解，烈士家属已经把他们遗骨移走了，这也不成理由，国内外在烈士安葬地设衣冠冢来保留对烈士的永久纪念不是不是没有先例，或者刻上一方小小的、有烈士姓名和事迹的石碑来保留人们对他们的永久纪念，我想这些都是不难做到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个对历史愚昧无知、单凭心血来潮胡乱设置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60多年来，中阳县城墙的损毁、城内牌坊的消失和近年来对烈士陵园一厢情愿的臆想设置，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现实存在，它昭示了我们官员的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尊崇以及处事接物上缺少长远眼光，从而演绎出了一出出愚蠢和短视之举。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这里，背叛事业说得有些重，但说失误、误导、无知和失职却怎么也不为过。以上所列事件，有些已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可再现人间，有的经过努力或许还有可能弥补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