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就那样死在了异乡。我知道必须回到故乡去寻找我的根，虽然我从没见过克里米亚。没想到，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家的路竟然那么漫长。”

自由万岁！！！

60岁的玛丽娜的语调平和，笑脸上并无阴影。若有人期望在她身上找到一个沉重的鞑靼受害者形象，注定要大失所望。过往的残酷岁月似乎并没成为她的重负。她坐在自家小旅社的土耳其式凉亭里，将茶水和传统干果一字排开，在此可以俯视山坡下的克里米亚巴切萨莱旧城区。

我春季的时候前往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自治共和国，民居保持着两三百年前的原貌，中间伸出了不少清真寺宣礼塔的尖顶。小路上头戴鞑靼式圆帽的老人赶着驴车，大声吆喝着跟在后面的孩子。黄昏在鸡叫与犬吠声中渐渐降临，春天的暖风吹起了尘土。

自几个世纪前随蒙古大军来到克里米亚，鞑靼民族在这温暖的半岛上生息繁衍，为这片土地刻上了不同于北方斯拉夫文化的印痕。旧城中心是建于17世纪的克里米亚汗国王宫，奥斯曼和鞑靼传统融合的杰作：土耳其式的四方形建筑、圆角木制屋顶和圆拱回廊，以鞑靼人的彩绘艺术装饰外墙。当年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可汗们在受到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哥萨克四面包围的困境中，仍然倾向于享受生活的浪漫情调。似乎难以想象，为了今日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仅为双脚在这片故土上站立，鞑靼人付出了血泪的代价。

1944年5月，仍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部分的克里米亚遭遇了一场劫难。斯大林以克里米亚半岛鞑靼人在二战时与德国合作为由，把鞑靼人居民强逼流放到中亚，大约46%被流放的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人直到数十年后才获准返回克里米亚半岛。

玛丽娜的父母和15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送往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余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古拉格，两千多户鞑靼家庭因此永远离散。

不幸中的大幸，玛丽娜的父母并未失散，他们如牲畜一般被运进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一处偏远村庄的定居点，被检查站、路障和铁丝网隔离起来。人们需要每个月在当地警察处登记，以防有人逃跑。住在四处漏风的土房或防空洞里，他们衣不遮体，甚至不得已冬天赤脚在户外劳作，往往两三天才能等来几块面包。他们对当地疾病的免疫能力低下，又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

走过地狱般的年月，玛丽娜的父母仍然幸存了下来。1952年，玛丽娜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幸运的是，当她成年，形势已大为松动。定居点的铁丝网被拆除了，虽然不允许返回克里米亚，但鞑靼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玛丽娜进了塔什干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在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苏联是如何试图在文化上消灭自己的民族。“当然，没人能禁止你在自己家里讲鞑靼语。但我认为如果要消灭一种语言，不需要刻意去禁止它，只需要切断它繁荣的渠道。政府规定鞑靼人不得以鞑靼语接受教育，如此一来，我们渐渐无法用鞑靼语思考和表达复杂的问题，然后越来越依赖俄语。这才是最有效的消灭。”玛丽娜说。在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

★★★★★★★★★★★★★★★★★★“当然，没人能禁止你在自己家里讲鞑靼语。但我认为如果要消灭一种语言，不需要刻意去禁止它，只需要切断它繁荣的渠道。政府规定鞑靼人不得以鞑靼语接受教育，如此一来，我们渐渐无法用鞑靼语思考和表达复杂的问题，然后越来越依赖俄语。这才是最有效的消灭。”玛丽娜说。在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

1980年，玛丽娜的父亲去世，至死也未能再见魂牵梦萦的故乡。玛丽娜和丈夫决心不顾禁令返乡，但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就被当局阻止。他们和成百上千急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一起滞留在巴库，失望和愤怒急剧蔓延。少数人成功到达克里米亚，却被拘捕和遣返。

多年来，约25万人返回克里米亚，其中几千户鞑靼家庭未得到政府的安置，城镇周围的野地里至今遍布着他们搭建的简易棚屋，如丑陋的伤疤般无法忽略。近几年的国际人（和谐）权组织报告显示，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受到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歧视。放逐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坚固的集体认同，但比放逐更难承受的，是故乡的失落。

★★★★★★★★★★★★★近几年的国际人（和谐）权组织报告显示，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受到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歧视。放逐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坚固的集体认同，但比放逐更难承受的，是故乡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