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史实表明，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北宋时期不但出现了类似地方动植物志的作品，更涌现了众多专门类型的动植物著作。此外，还有传播知识的一般性生物学著作。初步构成当时收集生物学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著作体系。加上当时《图经本草》等有影响之本草著作的出现，这种情况无疑对后来“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郑樵等为 “鸟兽草木之学”张目 

 

 

 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间学问的倾向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引人入胜的是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经》为例，认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他认为汉代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鸟兽草木之学”就停滞不前了，即所谓“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陆机认识到掌握生物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机记述的知识不够系统，后来能加以发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但是本草学的发展，在古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在这里郑樵提出了他对宋以前生物学未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分析；同时强调实践对获取生物学知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为本草直接属于“鸟兽草木之学”范畴。 

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功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郑樵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曾写到：“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从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学家陶弘景的处世态度和治学精神，试图通过实际观察，在尽可能了解各种生物的基础上，对包括解释《诗经》、《尔雅》以及本草在内的生物学内容进行总结，将”鸟兽草木之学”作一番发展。 

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当于以前史书中的“书”或“志”，如《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中的“律历志”。郑樵在《通志·总序》对其“二十略”有这样的解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作为“大学术”之一端的《昆虫草木略》，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治学时识别“名物之状”。对此同《序》有这样的表白，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昆虫草木略》大约是郑樵自己认为在发展“鸟兽草木之学”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设想的内容框架应当是比较大的，即上面所说“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虫草木略》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不过所包括的动植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作为展示学术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一间学问的基本著作，就当时而言，还是说得过去的。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在生物分类方面，郑樵的书显然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影响，区分动植物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郑樵的著作与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虫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注》外，也引证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内容。此外，还引用了《齐民要术》等其他一些著作。这说明郑樵对以往的鸟兽草木知识确曾作过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总结继承。这体现了他试图博采众家之长，在构建“鸟兽草木之学”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资料准备。 

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人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他在《通志·图谱略》中写道：“图，经也；书，纬也”；又说“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2]；生动地说明了插图对于辨别生物、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樵强调“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在这门学问的建构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关于生物知识重要性的说明虽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颇，不足以为当时类型众多的生物著作杂彩纷陈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6]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理学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学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为自己作品的创作提供理 

论依据。如《尔雅翼》的作者罗愿(1166年进士)在《尔雅翼·序》中阐述自己撰写这本生物学著作的缘由时说：“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王贵学的《兰谱·序》中，也有种兰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国古代文人尽管可以看不起农夫和郎中，但却不得不为更好地钻研学术，为了成名而尽可能多地掌握些“草木鸟兽虫鱼”的知识，即古人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名，可为大夫”[10]。北宋经学发达，因而还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一种正规的学术探求，考释《尔雅》等“经”文中动植物名称和记述它们形态、生态方面的知识，并对原书动植物的种类加以扩充，最终导致从以往的《经》(或具体地说《尔雅》等名物著作中)分化出一种新类型的生物学著作。陆佃的《埤雅》就是这种产物。陆佃是北宋对经学颇有研究的经学家，曾注《尔雅》，作《诗讲义》及《礼家》和《春秋后传》等。《昆虫草木略》和《尔雅翼》的写作都有同样的影响因素在内。当然，郑樵的著作不但强调生物学知识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注重资源的利用开发，从更广的角度着眼为这门学术的重要意义造舆论。另一方面，南宋的一些理学家如朱嘉也确曾用生物学现象，来阐述自己的理论[11]。 

综上所述，宋人在认识生物方面的种种努力，包括记下各地有特色的生物资源；对各种旧的和新的生物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以更好地完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并使生物学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促进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人(格物致知)；编写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生物学著作，服务于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充实生活为目的，以"多识草木鸟兽鱼虫之名"为动力，不断地通过地方生物资源的记述收集生物学知识，编书传播知识，充实经典，这就是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当然，它主要还是以经验知识积累为特征，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探求较少，更谈不上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这可能是当时“草木鸟兽虫鱼之学”的特点，也是今天看来的不足之处。它毕竟是古代的鸟兽草木的学问。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方面它们引发产生了大量类型相似的著作，如《荔枝谱》后来就有很多种；而且带动明清内容更加广博而深入的著作的出现，如《打枣谱》、《水蜜桃谱》、《兽经》、《蛇谱》、《异鱼图赞》、《群芳谱》、《花镜》等等。同时，它们的内容迅速被后来的著作引用，如《荔枝谱》的内容很快就被《图经本草》等著作引用。另外，它们叙述生物的方法为后世研发扬，如陆佃和郑樵在自己的作品中为生物解释名称的做法，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发展为“释名”。宋代学者对生物“名物”考证的注重对后来《植物名实图考》等生物学著作的出现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因此，它确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发展。当时的一些生物学著作如《荔枝谱》、《橘录》、《促织经》等，在世界生物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12、13]。另一方面，宋代有关生物学专著，在实践中促进了动植物的引种和育种。如蔡襄《荔枝谱》记载的荔枝品种“将军荔”、“丁香”等种类后来为广东栽培[10]。这些著作对古代农业生产发展也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陆佃·埤雅[A]·四库全书[Z]·2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 

2.[宋]郑樵·通志[A]·卷七十五·万有文库[Z]·北京：商务印书馆· 

3.[宋]朱烹·朱子语类[A]·四库全书[Z]·70I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225 

4.罗桂环，今本南方草木状考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9（2） 

5.（宋）吴自牧，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59 

6.（元）脱脱等，宋史·列传·奸臣，北京：中华书局，1977.232 

7.石声汉，中国古农书评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74 

8.论语·阳货第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第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81 

9.（清）曾奥（火旁），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北京中国书店，1985.2 

10.（宋）朱熹，朱子全书，性理一，四库全书，2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0 

11.Reed H 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2.50,51. 

12.Sarton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II. Washington： Car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53. 651-652

注释 

[1] 此数根据张崇根辑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I98I年，H9一I26页)统计，实际数目应该大一些。 

[2] 原书不存，但《全芳备祖》引有“虞美人”等植物的内容，从“虞美人”的描述看，它与《益部方物略记》（记有娱美人）肯定不是一种书。 

[3]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4]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5]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6] “格物”一词，出于《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7] 这大约是德保矮马，是广西特有动物。 

[8] 见晋代崔豹《古今注·虫鱼》 

[9] 当然也有少数有很强农业实践意义的作品，如《橘录》 

[10] 见清代《广东新语·木语》的记载。当然实际的影响还不仅如此，象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中，收集了一些蔡囊未记的福建种类，其中一种叫"状元红"的品种(现在仍大量栽培)在清初的时候就被广东普遍栽培。

......顶一下..
...看到偶好晕...

呵呵~话说我都没怎么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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