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顾农）



一
　　《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八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1934年鲁迅先生作著名的学术随笔《隔膜》一文，就是对其中第八辑所收之《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的分析，在该文中鲁迅还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鲁迅又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中提供的线索搜购清代禁书，稍后又写了一篇《买〈小学大全〉记》，这里运用了第六辑《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的材料。档案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有档案可用是文史工作者难得的福气和机遇。
　　这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后来已不大容易看到，找全尤难。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5月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已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一共包括清代文字狱档案六十五起；初印三千部，数量好像也不算少了，而一举售尽。我听到消息稍晚，就没有能够买到；现在手头的一部，还是后来有老友知道我爱重此书举以相赠的。
　　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关方面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文字狱的档案，因为相当分散，找起来也不容易；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6月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新增“补辑”，内收档案五份：《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戎英献书案》和《伪孙嘉淦奏稿案》；同时又做了深入的编辑加工，其中包括：其一、订正原本及影印本中的错字。按原本《编辑略例》的第六条说：“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讹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凡此等处，排印本均尽可能地加以校正订补，其“出版说明”中有一条道：“凡在整理中发现的讹夺字句，将改补的字加囗随注其后。”这样既尊重底本，未尝妄改，同时又后来居上，更为负责。其二、将原件根据内容略加分段，全部加上通用的标点符号，读起来更为疏朗流畅。其三、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逐一标明日期，置于全书之首；案内各件的顺序偶有调整，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其四，书末安排了一份乾隆朝有关各案的《编年索引》，以便读者检索。这样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
　　最近我更高兴地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于2011年1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其中康熙朝一起，雍正朝三起，乾隆朝十六起），列于“补辑”之末，全书由九百五十七页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一页——资料被集中起来之后，自能产生巨大的聚变能量；“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
　　在二十五年间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在粗制滥造的垃圾书层出不穷的今天，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水平，实在令人感佩。
　　二
　　文字狱古已有之，清代尤甚。古代文人之屡遭杀戮以及由此而来的胆小怕事，奴性十足，官员们也很怕卷进这一类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去，处理起来往往宁重勿轻，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若干说明。
　　研究清代文字狱一向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早一点的有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晚一点的有散文名家黄裳先生，都有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出版的周宗奇先生的《清代文字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内容尤为丰富，而且深入浅出。不过分析文字狱的文章，大约仍以鲁迅先生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以及《病后杂谈》等篇给人印象最深。这不仅因为他思想最深刻，文字最高明，也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文字狱仍然盛行的时代，他骨头很硬，不为所动，且能洞察幽微。鲁迅为文时利用的资料固然有相关的禁书，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提供的档案也非常之重要。
　　《清代文字狱档》内容丰富多彩，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奥妙，读出很多趣味。

当时东台县知县徐跃龙作出两条决定：一是要求徐食田将尚未交齐的书稿统统交出来审查，并上报给省里；一是让徐家拨出蔡家墓田四十亩还给蔡家，了结此案。这很有些息事宁人的意思，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几种书稿报到省里主管查禁违碍书籍的江宁书局以后，因为来件没有标明问题在哪里，转呈给藩司衙门，请求退回东台要求粘签说明。当时藩司衙门由幕僚陆琰草拟了一份处理意见，说是“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县自当缴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害”，一举把蔡嘉树压了下去。该文由主官江宁布政使陶易签发给扬州知府谢启昆查处落实。事情到此本可基本结束，不料到当年八月，有一个叫童志璘的如皋人将《一柱楼诗》以及沈德潜为徐述夔写的传另向江苏学政刘墉投呈告发，于是风波再起。敏感干练的刘墉立即向乾隆皇帝直接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此事，此时乾隆正在狠抓禁毁图书、兴文字狱这件大事，报上来一个典型正中下怀，于是接连下了几道圣旨要江苏从严查办，这样事情就非常严重地闹大了。
　　最后的结果是：三级官员陶易、谢启昆、徐跃龙一律撤职，分别查处；徐述夔、徐怀祖戮尸（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和他弟弟徐食书、列名为徐述夔著作校对的徐首发、沈成濯（二人是徐述夔的学生）以及陶易的幕僚陆琰统统判处“斩监候”（死缓）。徐家全部财产照律入官；徐述夔的著作当然一律禁毁，通令全国严格查办。还有一个替徐述夔《和陶诗》写过几句跋的毛澄则判为重打一百棍，流放三千里。为徐述夔写过传的大文豪沈德潜早已去世，这时也决定将他的官衔和荣誉称号统统撤销，御赐祭葬碑磨毁遗弃，纪念牌位从乡贤祠内撤出。
　　蔡嘉树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当时高层的决定说：“原告蔡嘉树所控徐食田贿嘱书吏等情，业经审虚，且于徐述夔逆词早属知情，不即举首，直因争控田土挟嫌告发，诚如圣谕非实知尊君亲上，但徐述夔悖逆书籍究系由伊呈控，自应免其置议，即予省释。”谁也能看出这个监生蔡嘉树不是什么正人，但他善于利用形势，还是占了不小的便宜。这样的人物是很可怕的。
　　徐述夔的诗里有哪些“违碍”、“悖逆”的内容，现在完全看不到了，从办案文档中摘引的几句看去，大约只是有些牢骚，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狂悖”、“诋讥”之处；即使是被作为最重要之罪证的两句诗“明朝期振羽，一举去清都”，也未必就有反清复明的意思。至于《咏黑牡丹》诗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二句其实不是他写的；有人说这是沈德潜的诗句，亦无确证，那是晚出的《清朝野史大观》一类书中的说法，未足为据。
　　清代的文字狱既整肃舞文弄墨的文人，也对各级官员形成很大的压力。这后一方面同样是文字狱的重要组成部分。蔡显《闲渔闲闲录》案处理过程中，高官高晋等人出了一身冷汗；而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则让陶易等一批省、府、县的官员丢了乌纱帽。一杀文人，二整官员，乾隆皇帝这两手都很厉害，于是官民上下全都诚惶诚恐；而这对进一步树立皇帝本人的绝对权威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新增订本中更有重要的材料，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有关档案。此案发生比较早，牵涉的人员相当多，康熙的处理办法既有很强的力度，又讲究面子上的行政章法和区别对待，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典范。周宗奇《清代文字狱》一书有《恨满南山》一篇详述此案，但其中大量篇幅乃是戴名世早年文章的白话译文，以及方苞《狱中杂记》的白话译文，而关于此案的吃紧关键却写得比较简单，似乎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如果详参康熙五十年（1711）的《哈山等审拟戴名世〈南山集〉案题本》以及雍正元年（1723）的《佛格请将〈南山集〉案涉案人犯免罪释放回籍事题本》，则事情便能讲得更加清晰、完整些。

《清代文字狱档》的一些信息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清代文字狱档编辑略例
一本编用纪事本末体分案编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顺序以年月为次
二本编材料取之于本馆所藏下列三种清代文书之中
一军机处档
二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
三实录
编印时逐件于标题之下注明出处
三本编内容约有上谕奏折咨文供状等数种
四本编材料凡已采入雍正朱批谕旨上谕内阁及圣训东华录等书者均低一格排印并分别注明曾见各书至散见于其它载籍者即不列举
五凡一案之中上谕奏折咨文详文等已见于前复经它文引用者兹为便利起见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见本案某页
六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瓡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
七本编页数均每案自为起讫以期醒目
八此项文件因散在各朝档案之中一时搜集容未能备以后倘续有发见当再补刊

顶

清代的文字狱还是必要的。以前的文人都有著书立说的传统，出的书太多了。康熙开始对文人优容，后期看不像话，才收紧。

总体看，清朝是太文了，乾隆对文人也很优容。到后期就文而弱了。与西周倒是有点象。搞文字狱也是借鉴明末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