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庸这个人，典型具有‘性格多重性’。
极复杂，又极其矛盾的一个人。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其性格，是太冒险的事。每个跟‘性格’有关的词汇，用到金庸身上，鲜有不合适的，并且把这个词汇的反义词再‘还施彼身’，同样甚至更加合适。
林语堂《八十自述》自称“一捆矛盾”，那么，金庸身上的‘矛盾’比林语堂那一捆更粗宽长大。
周作人多次引用“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以自譬，那么，在金庸的灵魂中最起码有一个叛徒、一个禄蠹，一个隐士和一个守财虏。
金庸髫龄即洞悉其父做生意的不精明，十五岁编写出版《献给初中投考者》，行销数省，因之我说“幼年的金庸宛似‘天山童姥’：童稚的躯体包藏一颗世故沧桑的心。”，实则，金庸身上还有‘天真、顽童’的一面，到老，也没改变。因为金庸商业上的成功，人们往往注目于他的精明世故，而忽视其天真、朴拙，一个通身精明世故的人，不会费尽心机去刻画石破天、虚竹、狄云、周伯通、李文秀这类毫无心机之人的。
并不是每个十六七岁的高中生都会考虑到写一本书指导小学生如何考入初中自己从中赚取钞票，也不是每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会因为对学校训育主任的奴化教育不满而在壁报上撰文把主任比喻成‘眼睛蛇’的。第一件事金庸是1939年做成的，第二件事则是他1940年的丑恶历史。
这篇自发的大字报，最能体现少年金庸的勇气与狂气，更多是‘傻气’。金庸晚年追忆此事，没有把自己拔高成‘素质教育’的先行者，而是坦言“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
太幼稚，太不成熟!说话办事不计后果，小孩子才优为之。1985年，龙应台眼中的台湾大学生是这样的：“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至于大陆学生，他方面素质是否优于台湾学生，我不深知，但在‘懂事、老实、听话’方面绝对比台湾学生优胜，真正称得上少年老成。
这篇大字报，题目叫做《阿丽丝漫游记》，明显是模仿了英国作家卡洛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金庸所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按时间推测多半是赵元任先生的译本，扉页上赵先生录有《孟子》名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晚年金庸，世故滑头得很，但在某些方面，却也‘不失其赤子之心’。
对于央视版《笑傲江湖》电视剧和评点本《金庸作品集》，金庸开初都是赞赏备至，过了没几天，就将之贬到一无是处，整件事金庸接近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实在大失风度，更谈不到精明，我们可以将此事解释为金庸利令智昏（傅国涌就是这样看的），不过我总感觉：说话不负责任，几分钟之前说的话，过一会就不记得了并且认定别人会像他一样不记得，这，是儿童的特权与特长。
记得傅国涌《金庸传》甫出，金庸老大不高兴，声言：如再写小说，傅国涌必被写成反派坏蛋脚色（大意），我当时看了这则报道，直笑。
当年魏收奉旨著作史书，掌握了对时人及其父祖辈臧否论断的话语霸权，不免气焰高张：“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跟金庸的话倒有三分相似，不过魏收的话，说给他人听，意在威胁恫吓，金庸此言，更多说给自己听，聊以自我安慰，少有魏收那种嚣张、恶毒，更多的是自欺和无奈。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此生再不会写小说了。记得我们小时候受人欺负而又报复无门时才会设想：在墙上写‘张小强是王八蛋大坏蛋’（聂绀弩诗曰：“儿童涂壁书王八”），或者在梦里想法子干掉他……
“我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人家说我学问不好，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我向浙大请了假，来这里读书。”，这分明是赌气，在愤怒之外，听口气，看（访谈时）神态，有些个童趣盎然。

二
《侠客行》中多有杀戮之事，但我（仅仅是我自己，没脸代表别人）感觉不出浓重的血腥气，因为此书比金庸其他作品更明显是作者讲述的一个好玩故事，不是真的。小红帽和外婆给大灰狼吃掉也无妨，剪开狼腹，祖孙二人毫发无损，我读《侠客行》跟读这个童话的体验，不差许多。
写作《侠客行》的金庸，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更纯净，更朴拙，以童心观照世界。“此时日光尚未照到，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瞧出来朦朦胧胧地，树上、草上、阿绣身上、脸上，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三联版281页）这段话感觉最堪概括全书的氛围。
1998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作品研讨会上，金庸即席发言：“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也有这一特点：“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
所有武侠作品皆具此一特点，而《侠客行》，尤为明显。
石破天这一人物，其天真处甚至令人追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庄子。应帝王》：“倏与忽（二人）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或许：石破天就是那天真未凿时的“混沌”？
最后，只有这个混小子破解了〈侠客行〉的密码，得通大道，金庸在〈后记〉中以佛学解释：“近来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其实用道家思想也解释得通：“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小孩子，最柔弱，所以最有力；最缺少知识，所以智慧具足。
一个完全不通世务的文盲居然破解了《侠客行》猜想，满腹经纶的大师们皓首穷经却茫无所得，老子的解释是：“少则得，多则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三
《大英百科全书》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把荒唐文学（nonsense literature）提到了最高的水平”，而武侠小说的罪状之一就是‘荒唐’，至于〈侠客行〉，那是“更向荒唐演大荒”，《侠客行》把武侠与童话搅成一气，绝对是武侠小说中的异类，以前没有，以后？永不再有。
赵元任先生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纯艺术的妙在‘不通’的‘笑话书’，是一部“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侠客行》情节安排上的漏洞奇多，不通不通，然而你要把它当童话书看，不通也通。《侠》书亦不乏哲思：“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在‘伦理’方面：“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后记》）。
《侠客行》尤其是一本妙在‘不通’的‘笑话书’。金庸极具幽默感，每部书都有好玩好笑情节，不过也有为搞笑而搞笑的问题在，难免流于油滑。《侠客行》的幽默好玩则是神完气足，且贯串全书。
爱丽丝的两次‘奇遇’，第一次从‘掉进兔子洞’展开，第二次‘奇遇’的开篇则是爱丽丝遁入镜子，进到了‘镜子里面的房子’；《侠客行》主人公也曾遭逢两次奇遇，第一次‘狗杂种’与养母、黄狗失散，来在了软红十丈里，始与人间世接头，变成了‘小乞丐’。第二次奇遇，‘小乞丐’在谢烟客的祝福下，像那个神棍洪秀全一样，长时期发高烧，退烧之后，洪秀全摇身一变，成了基督耶稣的二弟，而‘小乞丐’，脱胎换骨，成了‘长乐帮’帮主‘石破天’。

小说全部情节，皆由这两次‘奇遇’（或称‘错位’）肇始，着力描写主人公初入红尘‘与世界接轨’的种种不适应、‘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凿枘难合、‘童心’与‘机心’的龃龉倒错……石破天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每句话每件事都说得做得严肃认真无比，而达到的效果，则是错乱梯突滑稽无比。
金庸写武侠，目的在于‘自娱娱人’，归结到《侠客行》，‘自娱’成分想必更多些，遥想金庸65年，蘸得笔酣墨饱，写来酣畅淋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作为‘武侠小说’，《侠客行》不是最佳，不够铁马金戈、惊险刺激；把《侠客行》当小说读，它绝对是第一流，别开生面，妙趣天成。其价值，至今未获应有的重视。

五
表面看，〈侠客行〉与〈连城诀〉风格相近，而其精神内核截然相反。〈侠客行〉以童心观照世界，温馨童趣，〈连城诀〉却像发自一个阅尽世态对人性彻底绝望的老人的哀鸣。
“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侠客行。后记〉），莎剧中‘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题材’的，是〈第十二夜〉和〈错误的喜剧〉，轻倩松快，风格与〈侠客行〉接近。〈连城诀〉则像〈雅典的泰门〉，恨世、荒凉、绝望。当时金庸心境如此恶劣，与刚过去的那场中国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不能无关。
〈连城诀〉作于1963年，比〈侠客行〉早两年。两年间先后写出如此不同的两部作品，这个人，太复杂，太矛盾。

六
金庸有两部小说留有不确定的结局。《雪山飞狐》那一刀要不要看砍去确实难以决断，至于《侠客行》“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的结尾，就难免故弄玄虚之嫌了。二人相貌相似到父母都分不出来，已经巧合到极点，再加上其他各种偶然因素全汇集到二人身上，还要怀疑二人是否兄弟，这也太具有严格的学术精神了。
“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把这种感情写得真切感人，作者先要有真切的感受。金庸1965年创作此书，当时长子查传侠8岁，次子查传倜3岁，性格均未定型，不过“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以金庸之明敏，对二子的天性以及各自未来的发展，应该心中有数。
查传侠不是石中玉，查传倜更不是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而已。查传侠很‘另类’，长到十一二岁，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大苦，了无意味，金庸称许长子‘深刻早慧’。查传倜倒有几分痴气，说自己从小善忘，经常丢失手机，提款忘记取钱。他跟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而已。
金庸把自己对二子寄寓的父爱，必然投射到石清身上。“他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这恐怕也是普天下父亲的共同心曲。金庸在《侠客行。后记》中写道：“一九七五年冬天……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为何如此感伤？这段文字写在1977年，就在上一年，金庸长子传侠在美国自杀……
当然，金庸也会念及自身的父母当年对自己的娇宠。母亲他从来没有忘却无时不放在心里，对父亲，一则人子对‘父爱’本来就不及对‘母爱’感受深刻，金庸情况又比较特殊，他不是不想念父亲，是不敢想，怕敢去撕裂心灵旧日的创口。1951年，金庸的父亲以‘反动地主’的名义被枪决。查枢卿是海宁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这就是金庸认为父亲做生意不精明的缘由，换个角度看，查老先生比金庸侠气更重，更‘四海’，更爱朋友，更乐于助人，然而……
14年过去了，痛定思痛，也许金庸的心境稍许平静了。他就会想到父亲怕他成日在家读书有碍健康拉着他出外放风筝，自己8岁那年父亲每天把报纸上连载的《荒江女侠》裁减、粘贴给自己看，想到父亲对自己的许诺‘你表哥徐志摩在剑桥留学，长大后你也到剑桥’，更多地想到“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狄更斯写作《圣诞颂歌》，对自己的一项要求就是“情节简单明了，能让孩子读懂”，也不妨作儿童文学看。
《侠客行》谈不到‘伟大’，却是一个温暖宽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温馨蕴藉的书册。

——完——
作者：刘国重
写于：2007、7、8

申精@诸葛亮亮亮

查先生写侠客行时心里有童真，也有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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