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於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这种做法，为后世研究西夏史乃至辽宋金史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那麼，为何元朝人不给西夏修一部专史呢，这个问题自清乾嘉以来，诸多论者在辑佚重撰西夏史实时，均不能回避，因而推断、猜测之论莫衷一是，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

二
　　元朝人没有给西夏修一部“正史”，固然是历史的遗憾，但更为遗憾的是辽金宋三史所附西夏传主要是采录辽金宋旧国史中的资料，众所周知，历史上后一王朝按传统为前一王朝修史，所依凭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前朝留下的文化典籍，在魏晋以降则主要是前朝官修的实录、国史、会要一类的典籍，但元朝人在修辽金宋三史中的西夏传时，却没有依凭西夏的实录和国史。
如近人赵尔巽所说“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等书，而夏之史无闻焉。”(11)可是自清乾嘉以来，许多论者都以为西夏国史在元修辽金宋史时尚有流传，只是元史臣或黜夏或草率从事不加徵引，以致洇灭失传。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意见是清人吴广成辑佚修撰，《西夏书事》时，把元史臣不征服西夏国史一类文献的原因归咎於元昊创制蕃书（即西夏文），他说“宋有天下几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有书，缘其地连沙碛，人半羌夷，元昊自造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12)近人柯劭忞亦有相同的看法，“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同，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13)胡玉缙也认为“或者，其时《夏史》尚在，史臣鲜通其文，且但纂列传，不修专史，遂亦不复聘人移译，置之高阁，未可知也。”(14)
王秉恩则说“乃西夏事未有宏编名作，岂非以所纪国事胥用蕃书，殆国亡而史亦偕亡。以非汉文存者，亦不之识，今所见碑刻，犹是蕃书，洇没不彰，职是故也。”(15)不过，这种观点受到赵尔巽的批评“论者以文献无徵，咎在制番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掌中珠》以二体为一书，斯皆番汉并行之确据也，况元用夏儒多尔济，高智耀，而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通诸国字书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16)笔者以为赵尔巽的批驳是符合实际的。
这从元世祖时曾下令雕刻“河西字藏经版”，元大德六年（1302）一次刊印西夏文大藏经3620余卷，并施放於宁夏、永昌、沙州等西夏故地。(17)的事实来验证，即可知把元朝人不徵引西夏国史的历史遗憾归在元史臣不识元昊创制的西夏文上，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元史臣进辽金而黜西夏，“灭其国并灭其史作”，赵尔巽在为《西夏纪》作序时说“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於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载记，遂不遑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草创为之，灭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
　　吴天墀先生著《西夏史稿》时，则认为元史臣不徵引西夏文献是草率从事所致：“脱脱等人既未能检出耶律楚材於蒙古灭夏时所收得的大宗文献，如实录、谱牒、档案、文书等类，也未能利用宋人有关西夏的著作，如孙巽的《夏国枢要》、刘温润的《夏国须知》以及佚名史学家的《赵元昊西夏事实》、《西夏事宜》《西夏杂志》《契丹夏州事迹》等书，并其他零散纪录，撰成拥有足够篇幅的西夏专史。”(18)
对赵尔巽和吴先生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固然，笔者在前面也论到灭其国并灭其史作是元世祖时修辽金史而绝不提及修西夏史的重要原因。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脱脱等人修辽宋金三史时，西夏人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已有了根本变化（后面将详论），虽元史臣仍囿於正统的观念不给西夏修专史，但在修辽金宋史附传的西夏传纪时，已不再黜夏，袁桷等人奉命收集西夏遗书即可为证。是故，若西夏国史仍在的话，元史臣再草率也不至於竟弃夏国史而不顾，更何况西夏后裔斡玉伦徒、余阙等也参与了修辽宋金史的工作。

三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史书的修撰就有了官私两条途径，两宋时期官私修史均极发达，流风所及，亦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据《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后，就已在朝廷设置监修国史官，并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辽朝的重大事件。金朝亦建有比较健全的修史机构，中央设有国史院，负责修撰实录和国史，秘书监下辖的著作局，负责编修日历，记注院，则负责撰修起居注，而自太祖完颜昊之后，几乎每位金朝皇帝都修有实录。以辽金修史反观西夏则大不相同，虽然《宋史‧夏国传》记西夏於“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说明西夏在后期开始设置史官，《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属三品，但就西夏文化的总体情况来看，西夏是一个不重修史的地方政权。
　　首先，自本世纪初以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经考古、勾沉、研究已揭开了西夏文化神秘的面纱，西夏灿烂的佛教文化、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唯独西夏的史学迄今仍然是一个空白点，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和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均未述及西夏的史学。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史学与经学、文学并重，缺少了史学，一代文化就是不完整的。虽说蒙古火使西夏文献百不存一，但是既然其它门类的文化能从废墟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进而集腋成裘，可以述其大概，唯独史学著述空撼，则不能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不重修史所造成的匮乏。
　　其次，西夏设官多与宋同，从《宋史‧夏国传》对西夏元昊谅祚时期的职官记载，还有《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以及西夏文《杂字》、《西夏官阶封号表》等词典文献所载西夏各种官名，上自皇室、中书、枢密二府，下至军县地方机构均有非常细致的记载，可是翻遍这些文献，除前揭那条於绍兴三十一年设史官、学士和秘书监与修史有点关系的名词外，诸如起居院、起居注、勾当院事、楷书、起居舍人、起居郎、记注案、时政记房、时政记、编修官，日历所、著作郎、佐郎、国史案、编修院，实录院、实录国史等等官修史制度中的各种称谓竟不见於上述文献，这种在制度上反映出的不重修史的情况，是不能用文献缺徵来解释的。

要之，据以上所述，元朝人不为西夏修专史的原因可归纳为二点，
一是西夏作为辽宋金的藩属国地位，不合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
二是蒙古统治者仇视倔强不顺的西夏，亡其国并亡其史。
　　至於元朝人修辽金宋三史中的西夏传未能采录西夏的实录、国史一类的典籍，不是由於元史臣草率从事或不识西夏文所致，而是由於西夏的实录，国史一类文化典籍，在蒙古火中被洇灭殆尽，以及西夏党项族不重修史，使得史作典籍匮乏，流布不广等原因所致。
注释
①《庚申外史》卷上。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③《西夏书事》附录。
④《待制集》卷10《师氏先墓碑铭》。
⑤《清河集》卷3《丞相东平忠宪王碑》。
⑥　⑧《西夏书事》卷42。
⑦《牧庵集》卷19《李公神道碑》。
⑨　22《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⑩详见汤开建《元朝时期西夏人的社会地位》载《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1　13　14　15　16《西夏纪》序。
12《西夏书事》。
17详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西夏史稿》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增订版。
19 20　21《元史》卷147《张柔传》、卷156《董文炳传》、卷2。
23《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24《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详见《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作 者】李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