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年限。革命的进程总是在动荡和反复中，悖离革命的目标。在孚雷看来，直到1876-77年，共和主义者战胜了王党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使得法国有了适合于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体，既确保了公民平等，又确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终结。在孚雷所划定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体会到，眼睁睁看着时代大势朝向自己所预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呐喊却不为世人所解的托克维尔，面对着一个时而动荡、时而压抑的法国，会有何种孤独的心境。
托克维尔的孤独，在于他在一个喧嚣贪婪的时代，仍持守对自由的深爱。这种深爱源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德性，源于对独立、崇高与尊严的执着。他看到了民主制度是人类必不可免的未来，但无法容忍这种未来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他渴盼着参与到一种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当中，却总被一只无所不在的巨手抛弄，身不由己。最终他只得退到一个能够任由自己驰骋的世界，将他对自由的理解，对这只巨手的批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世的知音。

贵族的自由与君主的一统
要说清楚托克维尔的呐喊与批判，我们就不得不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仔细析解“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并不是个简单的语言游戏，而实在是因为我们对那段似乎熟悉的历史实际上相当陌生。
一说到法国大革命，国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场“推翻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此说实大谬不然。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亦即“旧制度”；而“大革命”则推翻了国王，建立了新制度。
“封建专制”是个极有误导性的概念。实际上，封建的就必然不是专制的，它是对专制的一种制衡；专制的就一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对封建的一种压制。所谓封建，是指名为君主属下，实则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贵族，他们自行其是，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反抗君主的统一之努力的一种制度。大贵族向下也会分封自己的封臣，要命的是，一方面次级封臣和大贵族之间也可能有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另一方面次级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领主的义务，而无效忠国王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要专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离破碎。所谓的专制——严格说来应该叫做绝对君主制——则是国王想方设法削平了独立的贵族，令其俯首贴耳，由直属于国王的一整套行政官僚体系，取代了有极强独立性的贵族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地位，依照国王所颁布的法令，治理整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是革命能够被发动起来的前提。

可见，所谓封建制，便意味着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教士、贵族（君主是第一贵族）、平民这样一种差序等级制度，固化了人的差别，这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但在经济发展缓滞的封建时代，却是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和力量都来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大地产主的贵族，便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人。如果没有等级差异，所有人都平等竞争的话，穷人将失去一切，也无法得到任何保护。但是贵族制度内蕴着一种对所谓骑士风度的要求，该种伦理要求他们慷慨大方，急公好义，反抗暴政，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贵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其鱼肉乡里的工具。这样一种超拔豪迈和对普遍公义的追求，除非是天赋超群者，否则一般是以该人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为前提的；若有那种焦虑感，则他本能地便会从个别利益出发而忘却了总体，难以处理“大政治”。贵族由于其血统确保了他的高贵地位，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于是，贵族阶层便天然地成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与社会公义的宰制者，成为反抗专制者的领袖。不可否认，贵族当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这种庸鄙是为所有人所不齿的——贵族岂可像升斗小民一般蝇营狗苟——贵族就意味着一种荣耀和一种责任，意味着一种对于伟大的追求。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末尾处，描写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却情愿主动返回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堡去救出三个孩子的生命，哪怕自己因此注定会被革命军抓获也在所不惜，就是这种贵族精神的精彩写照。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对贵族伦理有着一种细致的感受。他写道，贵族这个“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托克维尔对于“品德”、“心灵”的强调，正是贵族制的精髓。若无伟大的心灵，便难称贵族；若无贵族，则社会的精神也会堕落。对托克维尔来说，心灵的伟大与独立，正是他所珍视的“自由”最为根本的动力。
然而，时代的变迁却侵蚀着贵族的心灵与精神。随着地理大发现，来源于贸易与掠夺的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它们脱离了土地的限制，横向地带来了财富在欧洲不同地区间的重新分配，纵向地带来了财富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封建时代缓滞的经济与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冲破了，传统的贵族阶层因此也陷入困境，受到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走向了末路。

下面的冲击来自平民阶层当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了出身于第三等级的一种新型“贵族”。这些人开始无法容忍血统贵族所人为刻意强加的身份差异，力图取得平等地位。上面的冲击来自一直在试图打击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国王。过去，财富只来源于土地，国王的直属领地并不比贵族大多少，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如今，财富的来源多样化了，国王相较于贵族可以更容易地从金融家那里借贷以装备起大规模的军队，国王还可以建起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动员社会资源。于是法国的贵族们终于在路易十三、十四朝代被击败。原本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贵族们现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拢到凡尔赛宫，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发明了各种虚衔加于贵族头上以示宠爱，贵族们则想方设法要在国王跟前露上一面以获垂青。高傲的灵魂被虚妄的追求所腐蚀，挖空心思取悦国王的贵族不再有兴趣照顾乡梓。国王的官吏——他们都是服从一套中央集权体系的精明能干的事务性人才，不需要有独立的思考，只需要有执行的效率——取代了贵族在传统时代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国王的一统大业遂得实现。贵族被彻底地架空，与社会不再存在有机联系，不再有资格作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这个由旧制度的君主建立起来、又为革命所发展的庞大而又无所不在的中央集权官僚机制，就是托克维尔要批判的那只巨手。传统贵族所秉有的那种骄傲的驯服和庄严的服从的独立精神，在历史上已经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损耗严重。
自由的传统贵族承担着地方治理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能成为抗衡专制君主向地方无尽需索的力量，也会在君主遭逢危险之际成为勤王之师。健康的贵族制使得法国具有多个中心，中央集权制则将巴黎变成了法国过大的、也是唯一的头颅。一旦巴黎遭到倾覆，则其他地方再无能够救助君主的力量。
慢着！还是有力量要去救助君主的，雨果所描写的旺代贵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何来此种勇气？托克维尔答到，旺代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制未能有效渗透的地方，桀骜不驯的旺代贵族在其对头君主遭难之际，伸出了援手。

他在对革命前文人的轻浮逻辑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旧制度末期是启蒙学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影响甚大，甚至国王也乐于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托克维尔辛辣地批评这些人，他们以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们鼓吹着激进的变革，但是“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深受启蒙学者影响的革命者怀抱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简洁明了的热爱，却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为了恢复秩序，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他们又自然地倾向接过旧制度留下的官僚体系，在上面加了个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会强化公民个体的依附性，对真实的自由、更进一步对民主社会是极为有害的，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鲜不已。“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更看到，文人与革命者昧于真实的政治社会这一可悲状况，正是旧制度下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运作的逻辑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统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却由于只能作为行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欠缺一种普遍性视野，他们都对于治国这门科学一窍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