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为了嫁给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万千故事，只有留待日后评说。
其中流传最广、又最温馨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看上了先生的“特权”。
据说长征时期就有这样的歌谣：嫁汉要嫁司令员，白马轻裘勤务员。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故事。
不错，先生曾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常务副部长。当时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领导干部中，像这样又有文化、又有才干、又清廉、又成熟、又激情、又有绅士风度、又有革命经历（特别是惊险异常的地下党经历）、又……、又……的干部，真是难得，自然容易引起知识女性的浪漫幻想。
可是轮到和我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因力主改革而中箭下马。但也可以说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这样说不论对哪一方都大为方便），从岗位上退下来。这倒造就了我们的婚姻，所谓的无官一身清吧，就是谈情说爱也需要一个宽松的背景。
八十年代初期，虽说也有特权，比之现有的特权，以及由特权生产出来的特钱，用小巫见大巫的比喻恐怕难以涵盖。那还是讲党风的时候，至少文章还是这样做的。不要说一个不再其位的干部，就是尚在其位的干部，除了房子、汽车、特供，似乎没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就无法大有作为。
更何况先生离婚以后，除了一张躺上去就塌陷得令人无法翻身的“席梦思”、一张油漆剥落的旧写字台（以上两“大件”两年之后以五元人民币的开价，以及我的推销有术卖给了收破烂的，否则人家还不肯要呢）、一把人造革椅子、几身颇具两袖清风色调的服装之外（先生厚厚地扎了拖把）一无所有，真是延安得很。
我那时窃喜，以为嫁了这样无职、无权、无钱、无房子、无家具的五无干部，就能保持追求爱情的纯洁高尚——不过两“害”相衡但取其轻的意思，省得人家说我在的不是先生，而是先生的高位。倒不是我对物质需求真有那么的清高。
没有想到，我还是进入了对联那个古老的故事。想一想人家说的也对，我能撇得那么干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