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狂魔

我的档期被安排到什么时候了

先开个头，这个应该比较快了。 @曹操

猴神真男人

前排膜拜江城四少之一的大野前辈

还有番外 什么时候出一点讲机云或者东吴学者的

比较崇尚魏晋名士那种狂放不羁之风。

笺疏认为阮籍后来对司马昭态度暧昧，把他批的挺惨的

正始后期，阮籍曾经做过不长时间的尚书郎。
《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这是阮籍继蒋济征辟之后的第二次出仕，时间当在正始八年前后。
《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阳秋》说："王戎年十五，随父在郎舍，阮籍见面悦焉。"
又引《竹林七贤论》说："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
可知，阮籍为尚书郎时，王戎正好十五岁。
《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卒于永兴二年，时年七十二。照此推断，王戎当生于明帝太和七年，小阮籍二十四岁。二人相会之初，当在正始九年。
而阮籍出任尚书郎之职时，必在他们相会之前。又《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阮籍婉言拒绝之，"岁余而爽诛"。
"高平陵"发生在正始十年正月，据《晋书》的这条记载，曹爽征辟阮籍的时间在正始八年，很可能在这年年底。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阮籍为尚书郎似也应在同年。据以上诸书的记载，把阮籍任尚书郎定在正始八年，大概离史实不会相差太远，至于阮籍在尚书郎任上的活动，由于史料无载，自然是难于详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设想，阮籍以病自求免职，大概与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有关。
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晋书·阮籍传》说："及曹爽辅政，召（阮籍）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阮籍借口自己"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又自称"旧素尪瘵,守病委劣"，希望"以避清路，毕愿家巷"，断然拒绝赴命。
曹爽似乎没有蒋济那样的热心，对于阮籍的拒辟没有深究。
一年以后，曹爽被司马氏诛杀，当时一些人很佩服阮籍有远见。其实当时曹氏与司马氏的政争已趋公开化，不止阮籍，比如山涛也感到大乱即将爆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阮籍拒曹爽之辟似乎是他拒蒋济之辟故事的重演，但实际意义不一样。
前面的故事说明，阮籍对政治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热切的希望。后面这一故事则说明，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的是退隐态度，其中体现着他的理想的破灭。
这正如《晋书》本传中所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这个说法，大体上反映了正始时期阮籍的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结果。
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与处世态度，构成了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

阮籍并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胡涂士人。
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无疑对司马氏的篡权行为是不满的；但或许与性格上的软弱有关，他又无勇气表示公开反抗，因而在与司马氏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若即若离、敷衍游戏的政治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曹氏王室是"正统"所在，再加上父辈与魏室的臣属关系，阮籍很可能对之抱着某种同情的态度。
但曹氏集团的无能，又不能不引起阮籍的失望，因此，阮籍并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它的殉葬者。
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阮籍，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试图走一条超脱政治与世事的道路，但现实的强力又使他无法从世事中真正抽身。因此，徘徊旁徨、犹豫不决成为他的政治态度的基本特征。
正始十年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
大概在"典午之变"的当年，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在竹林时期的七贤之中，阮籍的出仕是较早的一个，这大概除了与他的年龄相对较长之外，也当与他的声名隆盛而深受司马氏的注意有关。
关于阮籍出仕的原因及其过程，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阮籍的性格，他之出仕很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
"典午之变"，司马懿一举诛灭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杀人计三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这无疑对当时士人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强烈的。
另一方面，司马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进一步瓦解曹氏集团的力量，对一些人大概也实行了威胁、利诱、拉拢的策略，嵇康的声望并不比阮籍低，但可能与曹氏有姻亲关系，很早就做了中散大夫，所以司马氏当时大概没有怎么打他的主意。
阮籍早就养成了极高的声名，而且就他拒绝曹爽征辟一事，显然在司马氏看来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靠到曹氏集团一边，所以，很自然成为司马氏注意和拉拢的对象。
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想象出，阮籍是很难抗得住司马氏强大的政治压力的。
如果说，在正始时期相对宽松缓和的政治气氛中，知识分子的出处尚有某种相对自由的话，那么，在竹林时期极为严厉与恐怖的气氛中，这种自由恐怕是丧失殆尽了。
司马懿于嘉平三年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
这一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改年号为正元，在君主专制度下，废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动。
对于这场事变，阮籍究竟取何种态度，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他自己所作的诗赋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端倪。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写了一首《首阳山赋》，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
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武王说："以臣拭君，可谓仁乎？"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司马迁称赞伯夷兄弟是"积仁洁行"，孔子称赞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见，"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寿夭"、"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
阮籍对伯夷兄弟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
司马师废齐王，其借口是齐王不亲万机，耽于内宠、淫乱宫室、不亲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号。
这与武王伐纣时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号恰好相同，阮籍批评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对司马师行废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正话反说。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赋中"秽群伪之乱真"一句，很难与伯夷兄弟之行联系起来，反而想到倒是司马氏包藏祸心的行径。
有如《咏怀诗》第十六首所写：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免仰怀哀伤。
《义门读书记》载，据何焯所说，所谓"是时鹑火，日月相望"，隐指司马师于嘉平六年行废立的时间，断定"此诗正指司马师废齐上下也。
"诗中极力烘托着一种凶恶横暴、凄惨严厉的气氛，正是对司马氏专权当道、残杀异已、妄行废立的真实写照。
阮籍的《咏怀诗》曾多次提到"首阳山"，可见，伯夷兄弟的高德洁行在他的心灵中曾引起了强烈共鸣。
如在另一诗中，阮籍极力赞扬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表示了对这两位采薇西山，义不食周粟古代高士的崇拜与向往。
可以说，这里才是阮籍内心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真实流露。但令人痛惜是，在阮籍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仅不能对像废立这样的大事公开表示异议，甚至连做伯夷的可能都没有。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大概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第二年，即正元二年，司马师在讨伐毋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
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
《晋书·阮籍传》载："及文帝辅政，籍常从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这是为什么？
陈伯君先生在《阮籍集校注·东平赋》题解指出，阮籍称"乐其风土"，可是，"今观此赋，无一语道其风土可乐者，反之，则极道其风土之恶，甚至谓'孰斯邦之可即'，可见籍当时对司马昭之语，不过托辞求去。"
阮籍当时所担任的散骑常侍之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关系很接近，在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臣属关系。
阮籍以从事中郎转为散骑常侍，意味着由司马氏的属官转为皇帝的臣属，这一转变大概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按照原来他与司马氏的关系，担任散骑常侍之职后，他实际上应该成为司马氏的耳目；司马氏给阮籍安排这个职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方面的意义。
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他担当这个角色一定感到很为难。如果按照阮籍的新官职的要求，在道义上又应该为皇室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政敌地位，对于阮籍来说，这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竹林七贤论》："高贵乡公以（阮籍）为散骑常侍，非其好也。"

阮籍不愿作散骑常侍，决非仅仅是个兴趣爱好问题，而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内容。

阮籍自求到东平去，只不过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借口。他在东平相任上，其政绩仅仅是拆毁了东平相府的一堵影墙。
十余日的工夫，甚至连衙内的凳子都不能坐热，又如何谈得上政绩呢？
阮籍这种近于游戏的政治态度。在时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名士"的风度，实际对于阮籍自己来说，这里面隐含着难言的苦衷，对于司马氏来说，似乎也担心阮籍做散骑常侍，真的与曹氏王室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于阮籍的作东平相的请求，当然表示欢迎。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
甘露元年，也即正元三年，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二次主动请求。
《晋书·阮籍传》："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步兵校尉原为汉武帝所置京师屯兵八校之一，执掌上林苑门兵，地位很重要。东汉以后，此职在军事上的地位己不重要，且常以文士担任。
阮籍自求此职，大概与自求东平相一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本来对司马氏的行径就不大满意，可是连续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这不免又给人以与司马氏集团大接近的形象，这不仅违背的自己的心愿，而且也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因此，阮籍必然要设法摆脱这种困境。
而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不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
对于阮籍来说，步兵校尉恐怕是他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最合适不过的职位了。
在阮籍一生的仕官生活中，他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的时间最长，有八年之久，且终死没有升职与转职。
可以说，在整个竹林时期，阮籍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或者更确切他说，他对司马氏采取的是一种敷衍或游戏的政治态度。

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
《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
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
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
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
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 《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
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
《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
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
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
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
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
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
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
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
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
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 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
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弼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
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学史上一个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理论价值所在。
这可以借用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综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
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頠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哲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
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哲学作为王弼贵无论哲学的"反题"，并不限于在逻辑上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即由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代替了自然与名教的综合，而且也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否定。
在王弼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主要是在自然之则与政治或伦理之序这一社会层面上而展开论证，其理想人格是内圣（道家）与外王（儒家）的合一。
到了阮籍、嵇康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转换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或个性与社会关系之辨，理想人格成为超越现实的纯自然人格。与正始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不问，自然论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生命意义所作的新的探求。
因此，阮籍、嵇康的哲学作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逻辑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这大概即是任继愈先生所说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的具体含义。
完。

毛哥，敢看完？
@曹操
应凡尘叔叔之邀，下篇嵇康。
@鹭岛泊心

大野哥，你是光，你是热，你是我等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