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还是一对孩子。那时候他十八岁,她十六岁,我三岁。”
比莉的自传《戴夫人唱蓝调》(Lady Sings The Blues,1956)开头,她带着孩子式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由比莉口述,《纽约邮报》的编辑William Dufty捉刀,这本在她去世前三年出版的自传被人指责充满了夸张和不实之处。
这第一句便全是虚构:她的父亲母亲从未结婚,并且她的母亲比父亲年纪要大一些。
在这本自传里,她毫无自怜地讲述了自己伤痕累累的一生——少女时的卖淫经历、被虐待、贫困、酗酒和毒瘾、入狱,即使没有控诉的姿态,这些回忆在一种孩童般的口语叙述中却显得格外犀利,直指向那个年代混乱而不公的美国社会。
就像塔可夫斯基说的,“柔软和弱小表达着生活的新鲜”,性情软弱柔顺的比莉新在爵士乐早期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她以前的爵士歌手更多地来自布鲁斯和福音音乐传统,与她同时代的Mahalia Jackson曾说过她决不会去唱那些关于私人情欲的“有罪的歌”,而几乎所有比莉唱的歌都属于这类“有罪的歌”。
但是非常罕见地,她能赋予这些歌曲一种纯真的品质。也是这种品质让她的艺术这样感人,而最终被多数人接受。在台上她从不用去挥动手臂,拨弄头发或衣服来表达她的真诚,她随音乐轻轻摇晃,几乎站着不动,用一种亲密的演唱方式直接与每一位观众交流。
革命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也许她自己从未自觉地扮演过这些角色,她所作的不过是听凭自己的力量歌唱,同时也与欣赏她音乐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也许在私生活中她是耽于爱情的弱女子——这也是回旋在她作品里的常见主题;然而作为一名爵士女歌手,她的时代本身也决定了她将成为最具先锋性的黑人女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