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行善，同情和帮助弱者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们。柯有三个妹妹住在孟买，三个妹妹住在一块儿。柯家是婆罗门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作为最高种姓，她们本有条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但是，她们一生常常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现在，柯棣华大夫家亲戚、后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医为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诊所，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诊所里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定期到大医院义务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他们“傻”，相反，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顺便说及，柯棣华大夫家族中的许多医生和马昌德大夫曾分别告诉我:在印度，任何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或者是自己开有私人诊所的医生，每个礼拜都必须至少拿出一天时间，到公立医院免费为病人看病。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
甘坐冷板凳
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头衔满天飞，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却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印度著名的大学——普纳大学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具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的一身“土气”，只是表明了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没有浮躁之风，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华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都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说明了印度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重工作环境，重事业成败，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虽然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在许多方面我国显然领先于印度，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科研经费、科技人才数量、科学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标来衡量的话，目前印度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们。柯有三个妹妹住在孟买，三个妹妹住在一块儿。柯家是婆罗门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作为最高种姓，她们本有条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但是，她们一生常常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现在，柯棣华大夫家亲戚、后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医为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诊所，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诊所里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定期到大医院义务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他们“傻”，相反，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顺便说及，柯棣华大夫家族中的许多医生和马昌德大夫曾分别告诉我:在印度，任何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或者是自己开有私人诊所的医生，每个礼拜都必须至少拿出一天时间，到公立医院免费为病人看病。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
甘坐冷板凳
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头衔满天飞，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却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印度著名的大学——普纳大学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具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的一身“土气”，只是表明了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没有浮躁之风，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华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都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说明了印度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重工作环境，重事业成败，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虽然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在许多方面我国显然领先于印度，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科研经费、科技人才数量、科学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标来衡量的话，目前印度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