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坐在小区的长凳上,对在一旁玩耍的三个大约五至七岁左右的小女孩的进行了一次观察。起初我是因为被“兴趣‘究竟是什么?”或者“兴趣是如何产生的?”这类问题“折磨”,才决定去观察楼下孩子们玩游戏的。所以,这次观察显然是带有目的性的。
当其中五岁左右的那个小女孩不愿参加分别为六岁和七岁左右的两个小女孩提出的一种躲藏游戏(开始由一人扮演“盲人”,另外两人躲藏,由扮演“盲人”者来抓躲藏者,如果谁被抓到了,就要扮演“盲人”来抓其他两人)时,七岁小女孩已经能够提出非常具有合作性的建议,以争取五岁小女孩参加游戏:五岁小女孩在游戏中可以享有“特权”,即可以任意选择做“盲人”或者躲藏者。
当七岁小女孩讲解了游戏规则后,五岁小女孩表示自己还是不知道怎么玩;于是七岁小女孩又“耐心地”讲解了一遍,结果这一次五岁小女孩直接说“不玩”。这时六岁小女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你到底要怎样啊!”五岁小女孩就凑到六岁的小女孩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六岁告诉七岁小女孩:“她只会玩少儿频道里的游戏。”接下来七岁小女孩主动把话题一转,聊起了电视里放过的一部关于动画片,并建议各自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种处理问题或者说社交的技巧应该不可能由父母直接教授——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孩子们似乎普遍都倾向于去模仿电视中的角色,这令我印象深刻的同时又似曾相识:我小时候就模仿过影视剧里的孙悟空、白眉大侠、小李飞刀、北丐洪七公……自身经验以及对一些儿童的观察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儿童与同伴间的交流,更多的是一些共同话题的交流。因此我想:假设存在如茱蒂·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里所主张对一个人影响比父母的教养更大的“同僚的影响”,这种“同僚的影响 ”的影响力应该主要来源于我们的文化,而其个性上的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同僚更多是起到了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作用。
但以上仅仅是针对儿童的一些观察和推论。之前我曾有一个猜想:“影响是散乱的,成长过程中,各阶段依次的倾向是:父母、同伴、社会文化”。也就是说,我曾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早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中期同伴的影响起主要作用,到了后期就主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了。但是现在我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
当其中五岁左右的那个小女孩不愿参加分别为六岁和七岁左右的两个小女孩提出的一种躲藏游戏(开始由一人扮演“盲人”,另外两人躲藏,由扮演“盲人”者来抓躲藏者,如果谁被抓到了,就要扮演“盲人”来抓其他两人)时,七岁小女孩已经能够提出非常具有合作性的建议,以争取五岁小女孩参加游戏:五岁小女孩在游戏中可以享有“特权”,即可以任意选择做“盲人”或者躲藏者。
当七岁小女孩讲解了游戏规则后,五岁小女孩表示自己还是不知道怎么玩;于是七岁小女孩又“耐心地”讲解了一遍,结果这一次五岁小女孩直接说“不玩”。这时六岁小女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你到底要怎样啊!”五岁小女孩就凑到六岁的小女孩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六岁告诉七岁小女孩:“她只会玩少儿频道里的游戏。”接下来七岁小女孩主动把话题一转,聊起了电视里放过的一部关于动画片,并建议各自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种处理问题或者说社交的技巧应该不可能由父母直接教授——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孩子们似乎普遍都倾向于去模仿电视中的角色,这令我印象深刻的同时又似曾相识:我小时候就模仿过影视剧里的孙悟空、白眉大侠、小李飞刀、北丐洪七公……自身经验以及对一些儿童的观察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儿童与同伴间的交流,更多的是一些共同话题的交流。因此我想:假设存在如茱蒂·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里所主张对一个人影响比父母的教养更大的“同僚的影响”,这种“同僚的影响 ”的影响力应该主要来源于我们的文化,而其个性上的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同僚更多是起到了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作用。
但以上仅仅是针对儿童的一些观察和推论。之前我曾有一个猜想:“影响是散乱的,成长过程中,各阶段依次的倾向是:父母、同伴、社会文化”。也就是说,我曾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早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中期同伴的影响起主要作用,到了后期就主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了。但是现在我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