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铜爵承载着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而其独特的造型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其具体功用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铜爵用途的说法主要有“饮酒说”、“滤酒说”、“温酒说”、“鬯酒说”、“敬神说”等。
　　而定爵为饮酒器，是自宋代金石学家为其定名以来的传统观点。此观点以东周古文献如《左传》、《仪礼》、《周礼·考工记·梓人》等中的相关记载为证，认为爵为饮酒器。而今，饮酒一说已为部分学者所质疑。本文也以为，单纯地定爵为饮酒器的观点仅仅是从其实用性上进行的讨论，而忽视了其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况。从青铜爵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本文认为铜爵虽然具有饮酒的功能，但并非将这一功能贯穿始终或并非仅具有饮酒这一种单一的功能。理由如下：
　　1、在与爵相组合的青铜容器中，将同一组合中的青铜容器做比较，以铜爵的容量最小。显然，容量小者为饮器，容量大者为盛储器、温煮器、斟酌器才合于情理。但是，从不同发展阶段的铜爵来看，如二里头时期的铜爵，尚无或很少有与之组合的青铜容器，那么这种情况则需另当别论了。
　　2、从爵自身的形制上看，早期的铜爵，爵流较狭长，流折处夹角较小、流床较平，不利于酒浆从爵腹沿流床顺流而下，如此可以推测爵腹中的酒不会完全被饮者喝下，而总要残留一部分在腹内。倘若饮酒时加大爵体的倾斜度，则会有部分酒液从爵的口沿处散落，这既会造成酒浆的浪费，又不太符合礼制社会的礼仪要求。可见早期铜爵的形制，并不适合作为日常实用饮器。
　　3、从腹部有烟炱的爵来看，认为爵为单纯的实用饮酒器也似不妥。腹底有烟炱者多为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的铜爵，如偃师二里头八区T22③:6爵[1]、郑州白家庄M2出土的8号爵[2]、郑州铭功路M4:1爵[3]等腹底皆有火烧的痕迹，这显然是用于加热的缘故。如果爵为日常饮酒器，那么为避免烫伤，加热之后的爵势必要等到冷却方能就饮，这样对饮者来说实有不便，于理也很难解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