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长安，不过已经是四百年前的事，今天金碧辉煌的佛阁僧舍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那时还是北魏王朝。皇帝是小字“佛狸”的太武帝驻跸（音bì，帝王车驾）长安。一日，他外出视察战马的放养情况，偶然经过法性寺，窥见许多僧侣在堂上纵情歌舞、狂喝滥饮。庄严佛阁里，秾李落梅遗下一地春光。太武帝顿时无明火起，喝令左右破门入寺。这一查，却意外地查出了大量藏匿的弓箭和刀枪。当士卒们推开僧房，正撞破了帷帐下的一对对缠绵的野鸳鸯。几个披头散发的美妇人张皇地拖曳着锦被薄纱，拼命想遮掩裸露的肉体。太武帝瞥了一眼，立刻认出了好几位贵族豪门的女眷。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下旨诛杀阖寺僧众。此时，大臣崔浩也在现场，冷冷地点了一句：法性寺这样淫乐成风、敛财成癖，还暗蓄刀箭的佛庙可不在少数。
　　法性寺的鬼哭狼嚎声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席卷长安，波及了整个北方。
　　太武帝焚毁经书、佛像之外，还强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侣一律还俗，征召入伍行。上自王公，下至庶人，谁敢私匿僧侣，就要被诛灭全门。太武帝灭佛，使数十万僧尼结束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重返田园和军营。北魏赋税大增、兵源充足，国势日见强盛。连灭夏国、北燕、北凉诸国，将整个北方握在手中后，太武帝征伐山胡、迫降鄯善、西逐吐谷浑，还八次率军深入大漠，大破柔然。后者不得不远遁西方，变成欧洲人心中的噩梦阿尔瓦人。南朝起三十万大军北伐，太武帝亲率精锐，击溃敌军的前锋。随后，他兵分五路、大举反攻，马踏长江北岸，整个南朝为之震动。很多年后，词人辛弃疾追抚今昔，还感慨过“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为什么会有这场“会昌灭佛”呢？
　　站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会昌五年秋，回望过往云烟，我们仿佛又看见一千多年前的娇艳李花。李树下，一个婴儿在娘胎中藏了八十一载，才呱呱坠地。他的名字叫李耳，是李炎传说中的祖先，也是道教精神上的始祖。这一重渊源，使李家的天子们大多青睐道人，还有他们鼓吹的长生不老之术。千岁鹤，九重云，见证了丹炉旁的飞升之梦是如何一次次破灭的。可李炎还是带着无限憧憬，又一次点燃了青铜大釜下的炭火。摇曳的火光中，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摇摇摆摆，在大明宫出出入入。
　　从睿智的终南山道士岐晖，到刚正的前道士魏徵，再到神仙宰相李泌（音bì），后来就是元和宫变中的替罪羊柳沁——一部唐史，就是一部道士如何堕落的历史。

　　有唐一代，佛、道之争贯穿始终。开国的时候，李唐追尊道家始祖李耳为祖先，道士顺理成章，排在僧尼之前。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候，这个排序变成了不分先后。后来，僧人通过注解《大云经》，把武则天（武曌，音zhào）神化成净光天女，赢得了女皇的欢心。她一反“道在佛先”的排列，把佛教放在道教之上，僧尼排在道士前。到了武则天的儿子唐睿宗（李旦）时，恢复了父亲的作法，“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不分高下。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唐代宗（李豫）佞佛，唐宪宗对两大宗教都很痴迷——佛教与道教狐争鼠啮两百年，不相上下。现在，睚眦必报的赵归真要借李炎之手，一劳永逸地连根铲除佛教，为这场宗教之争划上句号。

　　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是中土佛教的沉沦。
　　道士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用长生不老来引诱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种种荒唐故事，我们大多耳熟能详。其实，僧侣们在这方面也是劣迹昭彰。鼓吹咒法、传播咒术的妖僧代代不绝。什么禳（音ráng，祈祷消除）灾治病、降龙祈雨，甚至驱鬼役神都有，结合火祀、占卜、星象等西方传来的法术，还有“杂密”的名号。多少名噪一时的大和尚、大咒师，欺骗了中土、西域的无数徒众。凭借“令妇人多子”的下流法术，这类妖孽受到王室的宠爱，直到谎言败露，被杀身死。
　　到唐朝时，帝王的嗜好金丹，上层人物追求长生不老，蔚然成风。唐太宗的死，与天竺僧人的长生药不无干系；唐高宗对不死仙方也很着迷，命令一个胡僧到昆仑山诸国采药，还让僧人去乌苌国（古印度国名，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县），修合长生药。到了唐玄宗在位的时候，佛教密宗出现了所谓“开元三大师”。他们建曼陀罗场、灌顶道场，密法求雨，对佛门妖风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史乱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软弱的人们更加迷信这些荒唐的法术。众人齐声高念“摩诃般若（音bō rě，梵语“智慧”）波罗密多”，被看成护国保家、度灾御难的重要法门。唐代宗就是唐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佞佛昏君。唐宪宗暴死的元凶中，有道人柳沁，也有僧人大通。他们一起鼓吹长生药，把一代中兴英主一步步推向死路。两人最后也被杖杀在京兆府的大狱里——一僧一道，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并排躺在冰冷的地上，象征着佛、道两教在一场荒谬、无趣的游戏中同流合污，谁也不比谁更干净。
　　安史之乱后，百弊丛生，中原更是一片残破。以汴（今河南省开封市）、宋（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亳、许（今河南省许昌市）、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徐六州为例，元和时的户数不到开元盛世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竟然只剩三十四分之一。户数减少，使赋税和徭役都比从前沉重。由于唐代僧侣不用缴税和徭役，许多人挖空心思，不惜钱财，去换一张度牒，逃避日益承重的税负和徭役。寺院私卖度牒，换取钱财。很多本无佛心的人投身佛寺，僧尼数量恶性膨胀，使本就很拮据的朝廷失去了更多的税源。沉重的赋税和徭役都落在了没有度牒的人双肩，使他们的苦难生活雪上加霜，反过来，更坚信佛门才是乐土——世界在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中陷入了疯狂。

　　对普罗大众来说，晚唐的世界苦海无涯；对僧尼来说，则是欲海无边。
　　披着袈裟的高僧们对人间的苦难视而不见，只忙着趁火打劫。他们侵吞良田、逃避赋税、奴役贫民，还大肆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好象忘了人世间的下面，还有一层又一层的地狱。我们数不清，有多少僧侣藏身佛寺，为鬼为蜮（音yù，在水里暗害人的怪物）。他们舌灿莲花，用阿鼻地狱的种种酷刑来恐吓善男信女、用来世的福祉来诱惑。无数的金钱玉帛就这样，在僧侣连哄带骗之下，流进了佛寺，化做了精致的饮馔、华丽的僧衣、壮美无伦的庙宇，还有数以万顷的寺田。《楞严经》说：靠欺骗为恶的人遇上幽暗之气，化为“魇（音yǎn）鬼”；谄诈诱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遇上咒术后，化为“役使鬼”；贪图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灵魂就托身于金银草木，形成怪鬼……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佛寺里早就沦为一片饿鬼世界。佛教腐败的趋势，甚至比王朝衰败的速度还要快。
　　滥发度牒之外，僧人另有敛聚钱财的手段。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到处摇晃着胥吏、奸商、悍将、佞臣的身影。他们对自己有多少罪恶一清二楚，渴望能“有罪罪灭，无福福至”。僧尼们乐得迎合这种心理需要，廉价地贩卖佛的救赎。这让我们联想到天主教臭名昭著的赎罪券：“当你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叮当落在箱子里，你的亲人就从炼狱的火焰中出来了。”
　　出售赎罪券来敛聚钱财，教皇至少还要找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十字军东征或修建圣保罗大教堂。中国的僧尼们“买福卖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懒得编。佛陀自然不需要若多钱财。那么如水的银钱哪里去了？

　　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见，仅长安城就有佛堂三百余所。这还没算上终南山的草堂寺、丰德寺、清源寺，京郊的兴教寺、章敬寺，还有安史乱中爆发血战的香积寺。许多大丛林占地极广。大慈恩寺、大安国寺和大庄严寺分占长乐坊、晋昌坊和永阳坊偏东的一半；大总持寺的规模也不比这几座寺院逊色。大荐福寺占开化坊南半边，塔院甚至跨过长街，建在南边的安仁坊；开明坊的地大多归光明寺；大兴善寺则有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穷奢极欲，豪华无比。以大慈恩寺为例，初建时就“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大总持寺也是“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密宇，窈窕疏通”；清禅寺“九级净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西明寺“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李德裕迎候太和公主的章敬寺是当年的权阉鱼朝恩所建，收罗名木巨材还不够，竟然拆掉曲江边的亭台楼阁和著名的华清宫，来凑足木料，前后花费逾万亿。在金碧辉煌的禅院里，借佛的名义买福卖罪敛聚来的钱财让僧尼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谁还在乎堕入“起惑、造业、受报”的深渊。
　　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痛斥这种“金币叮当，灵魂救赎”的荒唐论调。在长安，勇敢揭露佛教丑陋面目的人也是史不绝书。
　　初唐，就有大臣公开指责僧人是游手好闲之徒，批着一袭缁衣，来逃避本应承担租赋。武则天时，贤相狄仁杰痛斥“一夫不耕，犹受其弊，（佛寺）浮食者众，又劫人财”的丑恶现象。后来，又有人向唐中宗（李显）指出：“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有人愤怒地将这些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人斥为“人害”。大儒韩愈甚至提出了“灭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极端主张。李炎一针见血地说出：“穷吾天下，佛也”。
　　很多年后，宋代高僧回首这场佛门浩劫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诗：
　　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
　　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
　　可见，连真正的佛门高僧也认为，僧侣堕落才是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那么，披着佛衣，却在业海浮沉的罪孽之人，又要谁来拯救？

　　你可以说，会昌灭佛起因是僧、道之争，是天子又一次长生不老的幻想，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宫闱中的叔侄恩怨，要不，就说是荒诞的剑轮谎言……可又有什么关系？
　　对李德裕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契机，一个借口，一个貌似理由的理由。
　　熟稔史书的李德裕对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的成败得失了然于胸。正是他们横眉冷对僧侣的恶毒诅咒，力行灭佛，才收回无数被僧侣攫取的财物，清除了多少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蠹（音dù，蛀蚀器物的虫）虫。两位英武天子才实现了一统北方的霸业宏图。今日，在统一的外衣下掩藏着一片支离破碎的江山：河北割据、中原残破，只有江淮苦苦支撑着长安。可寺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还占有了无数的人口。不缴赋税、不服徭役的僧尼几乎占了天下人口的十分之一。“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个壮丁缴纳的赋税也养不了一个僧人。沉重的负担，压得整个时代气喘吁吁。
　　李德裕需要这些以佛的名义攫取的钱财，更需要这十分之一的人口。因为，他心中藏着一个更大、更美丽的梦想。
　　太武帝能使偏居代北的北魏虎视天下，北周武帝能灭掉无论幅员、户数还是文化都强于北周的北齐，今日的大唐王朝有什么理由对现实低头？所以，会昌灭佛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现象。理解它，就要理解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李德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没有李德裕，所谓“会昌灭佛”不过是李炎个人信仰偏执引发的宗教迫害，是道教与佛教狗咬狗式的争名夺利，或者李炎叔侄间的明争暗斗。是李德裕赋予会昌灭佛全新的内涵。

　　从李德裕遗留的诗歌看，他与圆明上人、奉律上人等高僧私交都不错，曾赠诗示好。栖霞寺僧人清源精研佛经，被史书推崇为“学赡经肆，人罕畴匹”。李德裕第一次出镇浙西（今浙江省西部、江苏省南部）时，曾与他探讨禅学精要，颇有心得。直到李德裕卸任，清源才返回栖霞寺。瓦官寺僧人守亮为人狂放不羁，在《周易》上却颇有造诣。在浙西观察使衙门，李德裕摆下席位，虚心求教。守亮圆寂的时候，他还亲自到甘露寺祭奠。在祭文中，李德裕说，“举世之官爵，皆加于亮，亮尽受之，可以无愧”，给了守亮很高的评价。在高僧的灵前，他亲手点燃南海送来的海外异香，“其烟如弦，穿屋而上”，送走一代高僧飘然远去的魂。高僧法融在江东传授佛学时“学徒百千，如水归海”。圆寂后，大师的舍利迟迟没有入塔。也是李德裕拿出自己的俸禄，为大师修塔埋骨。可见，他对真正的佛门高僧怀有很深的敬意。
　　我们曾提到过，李德裕智断甘露寺的常住金疑案。后来，他还与寺中一位僧人成了好朋友，还发生了一件趣事。离任时，李德裕送给这位方外之友一根竹杖。那竹子不是寻常的圆柱体，而是方柱状，硬如金石，每个竹节处都有须芽。今天，蜀南竹海和浙江黄龙洞都出产方竹。但在千年前，据说中国是没有这种植物的。传说，那是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从万里外送到中国的，珍贵无比。过了数年，李德裕重回浙西，又来甘露寺探望老友。闲聊中，他问起那根方竹杖。僧人便郑重其事地捧了出来。李德裕接过来一看，楞住了：怎么变成普通的圆竹呢？不是这根呀！
　　僧人连忙说：是的，是的，没有错。我见这竹杖形状怪异，特意花了很多功夫，将它磨圆了……
　　一段段秩事，都说明李德裕对有道行、守清规的空门佛子没有什么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李德裕毅然发动会昌灭佛。也许，只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才能拯救那些堕落饿鬼道、畜生道的僧尼。

　　当年，王宰的父亲武宁军节度王智兴贩卖度牒，敛聚钱财，剃度数以万计的僧尼。李德裕就曾上书朝廷，制止了这种事。今天，他身为宰相，更把限制僧尼数量恶性膨胀当成大事。在李德裕的奏请下，从会昌二年起，违犯清规戒律的僧尼首先被扫地出门，送归原籍。接着，朝廷下旨意，发遣那些“保外无名僧”，还禁止收留“童子沙弥”。 同时，李德裕规定，僧人限留奴一人，尼姑留婢二人，不许他们借口使用奴婢，收容俗世男女。规模较小的寺庙陆续被拆毁。对僧尼来说，更致命的打击是，朝廷行文天下州郡，宣布没收僧尼财物；不愿被没收者，必须还俗。这样，贪财的僧尼就被迫在信仰和财物间做一个选择，考虑自己的去留。
　　不出所料，心中根本没有佛的僧尼们攥紧了手中的金钱，脱下了身上的缁衣，也撕下他们信佛的假面具。
　　会昌四年，反佛风潮波及到五台山、普光寺和法门寺等名刹。几大丛林因藏有佛骨，久享盛名。现在，它们被禁止借供养佛骨舍利之名，牟取暴利。同时，朝廷对天下僧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排查。从古刹名寺到私家佛堂、村邑斋堂纷纷被拆毁；僧尼被勒令还俗；没有度牒的人冒充僧尼，会被当场处死……寒云深，长风起，高高在上的佛陀仿佛在颤抖。
　　在惶恐不安中，僧尼迎来了会昌五年。三月，朝廷敕令禁止残余的寺院私置庄田；四月，五十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勒令还俗，发回原籍；七月，开始捣毁佛像了。
　　一个世纪前，亚细亚大陆的另一端也曾掀起一场圣像破坏运动。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目睹神职人员兼并土地、聚敛钱财，把帝国拖入内忧外患，城乡凋敝的困境，决心对教会和修道院下手。他们借口恢复不崇拜偶像的古老传统，毁坏基督和圣徒的塑像。金银宝石制成的圣像充裕了空空如也的国库。在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中，坚持圣像礼拜的教会和修道院被没收教产，僧侣被驱逐……一百年后，清洗腐败宗教的万里长风横掠广阔大陆，吹到了长安。

　　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向来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被剥夺了特权后身无长技，很多都不能自食其力。不少生计无着的还俗僧尼竟然游荡在江湖间，结伙劫财，直接堕落草寇。一段时间内，各州县上报的劫犯，多是还俗的僧人。李德裕上奏天子，没收的寺院田产按每丁十亩，拨给僧尼奴婢，使他们成为种田纳税、自食其力的两税户。各地寺院也陆续改为养病坊，任用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接济贫病僧人——可见，会昌灭佛也不是一废了之。
　　朝堂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可什么都阻止不了李德裕。有大臣站出来指责会昌灭佛，被贬到西北边陲。一时间，嘈杂的谩骂声低了不少。几年内，朝廷收回寺田数千万顷；僧尼二十六万人五百人被勒令还俗，加上奴婢超过四十一万人；拆毁四万六千六百座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顷刻间化为杜牧诗中烟雨霏霏的历史陈迹。
　　这就是踌躇满志的李德裕——他傲立高处，笑看刚劲的会昌政风摧毁佛寺和寺里隐藏的魑魅魍魉

　　我要十二万分地肯定，不，赞美这大气磅礴的会昌年代!
　　所有人都以为王朝的生命力从根底里萎缩、溃烂、甚至是风化。可就在距离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不过数年，一个人用遒劲的生命意志捶挞着一个疲敝的时代，使那个时代忧郁、惶恐的单色里猛然间变幻出了教人晕眩的色泽、奔放的璀璨，从最深的黑暗里迸射出最狂烈的光芒来
　　——这就是至确至刚的会昌政风。
　　没有李德裕，没有他的睿智和霸道，他的无所不能，谁都以为王朝已无可挽回地唱着挽歌，走向死亡；谁又能知道，无疆的动变原来还可以这样发生。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这样的天才百年一出。出了这么一位，整个一百年就有了值得炫耀的资本，为等待这么一位人物所度过的荒凉时光立刻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有了他，回鹘惊天动地的马嘶人吼不再让人魂飞魄散；无论是地跨太行山的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还是太行山以东更加张狂的河北三镇，似乎变得渺小了、孱弱了，不再是那么恐怖；即使是宝象庄严的佛陀，他也要拆成无数的碎片——没有超然万物之上的偶像可以用怜悯的目光来审视那个时代。
　　这段历史是属于李德裕。偶然，他也有过平庸的时候，象他身边的官僚一样，沉沦于无休止的钩心斗角中：说着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做着不知有用无用的事，在无聊的应酬中消磨掉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时间……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向陈陈相因的保守作风妥协了，再也不会在沉默中死亡！
　　芥视宰相武元衡时，李德裕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亢声宣称“骡马不同行”时，他年少轻狂。现在，李德裕已经不再年轻了。在这个年龄段，《祭十二郎文》里的韩愈已经是一副“视茫茫，发苍苍，齿牙摇动”的衰朽形象。生命恰恰要在垂垂老去的时候，无保留地展示出它本身最有力度的成熟之美。李炎给了李德裕一个机会，让他演绎一段大喜大悲、起伏跌宕的人生。

　　李德裕决定以一个教人倾倒的姿态，出现在没有大帝、也没有佛陀可以膜拜的时代。
　　毁寺减僧、销毁经卷，使唐朝鼎盛一时的佛教八宗大多遭到毁灭性打击。三论宗与法相宗就此泯灭无影踪；华严宗、律宗苟延残喘；密宗为藏传密宗所消融；天台宗依靠法难之前传入日本、朝鲜的典籍回流，才保留了一点香火……净土宗则变得粗鄙化，沦落为靠赶经忏、做道场、超度亡人来骗取钱财的教派。这样的佛教派别只能吸引无知无识的下层善男信女，对精英阶层的精神生活再没有多少影响力。
　　只有一个宗派能在会昌灭佛后兴盛如故，甚至更上一层楼。那就是禅宗。
　　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会昌灭佛）对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的，可能倒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因为他们根本无须依靠庞大的财产和堂皇的建筑。实在的，他们甚至对于经典也不必依赖”——金光灿烂的佛像、金碧辉煌的寺院、如蝇如蚁的僧侣和仆役，还有连天接云的大片寺田都只是身外之物。只有真正触及灵魂的，可以永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席卷天下的灭佛运动有一个关系天下苍生的意义，有了一个荡涤灵魂的功用。

　　第十一章：一声何满子——李德裕下台前后的风波
　　丙寅岁，休牛马，
　　风如吹烟，日如渥赭。
　　九重天子调天下，春绿将年到西野。
　　西野翁，生儿童，门前好树青丰茸。
　　丰茸单衣麦田路，村南娶妇桃花红。
　　新姑车右及门柱，粉项韩凭双扇中。
　　喜气自能成岁丰，农祥尔物来争功。
　　一曲《会昌丙寅丰岁歌》把我们带回了风光旖旎的会昌时代。不，也许一直带回到“紫陌红尘拂面来”的元和十二年，带回广运潭粼粼轻波上的天宝二载，带回桃红李白、风清月朗的贞观时代……谁知道呢？总是一段放歌的岁月，回荡在我们的回忆里。
　　风和日丽的元日里，鸡鸣紫陌。“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的大明宫迎来了盛大的元旦朝会。大典上，群臣要为李炎上尊号。年轻天子被尊称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这一长串的尊号是为庆贺李炎在位短短五年，就破回鹘、定上党，开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静听潮声，远看风色，只有最敏感的人才会从表面的平静中感受到雷暴前兆。

　　雷暴在云层中的酝酿，也许要从几年前愁云漠漠的延英殿说起。那时，李德裕和几位宰相大汗淋漓地坐在一起。片刻之前，他们刚刚顶着天子的雷霆之怒，救了杨嗣复和李珏（音jué）一命。再迟须臾，悲剧怕就无可挽回了。
　　事情发生意外的转折，最不痛快的恐怕是号称“权力震天下”的仇士良了。是他一手推翻了宰相李珏拥戴的太子李成美，又把另一位宰相杨嗣复支持的安王李溶也扳倒，才使李炎从十六宅的帝子王孙中脱颖而出。为了彻底清扫李成美、李溶的势力，仇士良在新天子耳畔鼓噪，要杀死杨嗣复和李珏。他还把一些所谓证人擅自羁押在宫中，严刑拷打，让他们指证杨、李二相和杨贤妃内外勾结、图谋不轨。没想到，仇士良不遗余力地做了这么多，却因李德裕的几句话功亏一篑。他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审视这位新宰相了。
　　枢密使杨钦义推荐李德裕任宰相，仇士良没有反对。因为他更讨厌李宗闵一党的杨嗣复、李珏。李德裕拜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天子，请求“明辩正邪；政归中书”。政归中书，“出纳王命”的枢密使权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不能借上传下达之机，干预政事。不过，仇士良也没有反对，因为他不是枢密使。等杨嗣复和李珏获救，仇士良开始不安了。第二天，朝廷颁布一道诏书，宣布有罪之人应交付御史台审讯，不得留在宫中讯问，避免有人借机进谗，陷害无辜。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间的玄机：私下进言陷害杨嗣复和李珏的，并把证人留在宫中讯问的，不就是指仇士良么？
　　表面上看，这位权阉正处在人生的颠峰。大明宫旁的左军大营中，赫然树立起一方高高的《仇公纪功德政之碑》。立碑之日，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无数迎碑军马的护送下，石碑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抬进神策军营地。连天子都亲临望仙门观礼。仇士良没有想到，过了颠峰，就是下坡路，下滑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