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范阳”
范阳这个名字在有关北京的史籍中经常能看到,唐代以“范阳”为名的有三:(1)范阳都督府；(2)范阳郡；(3)范阳县。
范阳都督府即幽州都督府,设节度使,治所在幽州,天宝元年玄宗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川、归德二郡④。
范阳郡,“天宝元年(742年)将幽州改称范阳郡”⑤。
范阳县，“隋为涿县,唐武德七年（624年）改名范阳县”,“大历四年（769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⑥，范阳县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其北部跨入了今北京市的房山区。

3.幽州城的里坊
唐代城市布局,城内以里坊为基本单位,东西两都即洛阳、长安都建有里坊,纵横各三门。古代城市多作方形,通常以南北主干道划分出四大块,每块再以纵横的道路及坊巷分割成封闭的方形范围。坊这个名称是隋代出现的。唐代规定了“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⑦,“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⑧,坊、村名称区别十分明确,每坊都有纵横的街巷,坊有栅门,落坊额,唐人白居易《长庆集》五六“失婢”诗云：“宅院小墙庳，坊门贴牓迟。”《旧唐书》载：“今暂逢霖雨,即闭坊门。”⑨作为唐代北方大城市的幽州在建设中也仿两京于城内设坊,幽州城“开十门”⑩。但唐代幽州城究竟有多少个坊,以及这些坊的坊名都未见记载,宋初路振作为国信使在宋太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时途经南京,就其所见所闻,著有《乘轺录》:“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为唐时旧名”。这段话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路振在《乘轺录》中明确记载的是辽南京城的坊数,计有二十六坊,但这并不是唐幽州城的坊数,此时距唐末已过了百年之久,距唐初也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故路振并未见过唐代幽州城的模样，他在提到唐代幽州城时有些含混,实际上路振并没有说辽南京城的26坊数就是唐幽州的坊数,也就是说唐代幽州并不一定是26坊,究竟有多少坊数并不清楚。历代营建幽州城规划中无论是城市的大小、里坊的数量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我们可以得知如下线索：
(1)唐代幽州城确定是由坊组成的,但坊数、坊名不详。
(2)辽代南京城有26坊（见路振《乘轺录》）。
(3)金代中都有62坊（见《元一统志》卷二）。
(4)元代大都城有50坊（《元一统志》）。
可见唐、辽、金、元四代在近六、七百年间所经营的幽州城规模、大小和坊数在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至于坊名就更不清楚了。《乘轺录》中提到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也就是说这三个坊或三坊以上的一些坊名是袭用了唐代幽州城坊的旧名,又有多少坊名是在辽代才出现的，也并没有交待辽南京城到底有多少个坊名是袭用了唐代的旧名,所以后人在考证唐代幽州城时常常套用辽南京城的坊名,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鲁琪先生认为“唐代幽州城的坊名有罽宾、卢龙、肃慎、花严、辽西、铜马、蓟北、燕都、军都、招圣、归仁、劝利、时和、遵化、平朔、归化、东通圜、隗台、永平、北罗、齐礼、显忠、棠阴、归厚、大田、骏是唐代幽州城坊名”(11),这其中罽宾、卢龙等13坊名已在出土的唐志和史籍中得到了证实,其它的隗台、永平、北罗、齐礼、显忠、棠阴、归厚、大田、骏等坊名在唐代墓志中尚未出现,应视为辽时燕京坊名。
此后又陆续有新的唐志出土,在不断地校正鲁琪先生当年的考证,如《唐幽州城考》中提到“东通圜坊”名,1981年在海淀区万寿路出土的《温令绶墓志》有:
以咸通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殁于幽都县通圜坊之私第,证明鲁文所说的“东通圜坊”应为“通圜坊”；
另“开阳坊”(见《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记铭》),1985年10月在丰台蒲黄榆出土；
“来远坊”(见《曹朝宪夫人陶氏墓志铭》),1987年在永定门外西罗园出土；
“析津坊”(见《论博言墓志》),1995年在石景山区老古城出土,以上这些都是在《唐幽州城考》发表之后出土的唐志中发现的新坊名,是鲁文中未提到的。
现将《乘轺录》和已见唐代墓志中所提坊名列表如下:

目前还未见有墓志明确提到的坊名：
(1)显忠坊,见云居寺《题名小碑》题记:燕京显忠坊阁日大迂市井卫校尉彭城霭金佛十七尊，但题记所记的燕京是否为唐代的呢？
(2)归厚坊。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仰山寺在归厚坊”。归厚坊位于显忠坊西，显忠坊名自唐至今未变。
(3)石幢前坊,《唐幽州城考》中未见石幢前坊名，云居寺《金刚三昧经序品第一》题记“石幢南百姓等奉为习……敬选石经一条”。《佛说百佛名经一卷》题记“石幢下邑人阎忠孝男公”。二处都提到了石幢这一个名字，但“石幢南”、“石幢”是否为唐代幽州的坊名，还须考证。
未见坊名而仅见里名的有：
(1)归仁里，“贞元己巳(789年)岁十二月二十日奄化于蓟县归仁里之私第”《幽州故右厢节度衙前讨击副使任（希）公墓志》。
(2)时和里,“大中二年(848年)戊辰岁在五月三日谢于幽都县界时和里私第”《南阳郡清河张氏夫人墓志》。
(3)招圣里,“元和十四年(819年)五月二十三日疾终于幽州蓟县招圣里之私第”《唐故太子洗马博陵崔（载）府君墓志》(12)。
(4)归化里，“以开成二年十月二十日终于辽西县归化里之私第”《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汝南周（元长）墓志铭》。
(5)东通圜里，“乾符四年夏五月二十二日在疾奄然就木于蓟县界东通圜里之私第”《唐故幽州节度押衙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乐（邦穗）公墓志》。
目前已能准确排出唐代幽州城坊名的有20个,只见“里”名未见坊名的有5个,还有4个与坊同名的里，再加上“显忠”、“归厚”、“石幢前坊”等3坊,共有32个名称。许多论者在谈到唐代幽州坊名时通常都认为辽南京坊名很可能就是唐代幽州坊名的沿袭,但我们仔细分析,在近年北京出土的辽志中提到的几个坊名目前并没有在唐志中出现,很可能这些坊名是在辽南京时期才出现的。这些坊名有:
(1)隗台坊;“应历七年(957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燕京隗台坊之私第”《赵德钧墓志》。
(2)永平坊;“重熙十二年(1043年)夏六月一日闰朔薨于燕京永平坊之私第”《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
(3)北罗坊,“咸雍五年(1069年)二月十二日终于燕京北罗坊之私第”《韩资道墓志》。
(4)齐礼坊,“天庆四年(1114年)二月二十八日终于燕京齐礼坊之第”,《王师儒墓志》。
(5)棠阴坊,“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燕京大昊天寺传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13)。
(6)衣锦坊,“归于燕京衣锦坊之旧第”《杜愈墓志》。
(7)时和坊,“于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正月六日寝疾,薨于燕京西时和坊之私第”《李继成墓志》。
(8)单罗坊，“以开泰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属纩于燕京单罗坊之私第”《丁求瑾墓志》，“单”字在墓志中刻为繁体的“单”，与北罗坊的“北”字写法大相径庭，不会是笔误。

4.幽州村乡
唐代幽州除里坊不清外,村乡更是一笔糊涂账,“幽都十二乡,蓟县二十二乡,只记乡数,不记名称,更无村名”(17),是长期以来北京的史地研究者所头痛的事。
本文只着重谈蓟、幽都两县。在历史上北京地区对于村落的名称,时代不同名称也不一样,唐代北京大多称村,又“杜佑《通典》：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是否可以说里是由户的多少决定，而村是由面积大小来决定呢?”故较大的村也称里,这样一个“里”字使大家更为困惑,在唐志中不仅城内有里坊,郊外乡下也有里村。唐代幽州村乡复原主要依据的是出土的唐志和房山云居寺的石经,这一点赵其昌先生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从乡数来说,蓟县在东,有22乡,幽都在西,有12乡,可见唐代幽州的东部是人口稠密,比较繁华的地方,而西部相对人口稀少,面积广大,乡数少,比较荒凉。赵其昌先生在《唐幽州村乡初探》和《唐幽州村乡再探》二文(18)中共复原了蓟县、幽都两县17个乡,其中蓟县有6乡,距22乡乡数相差尚远,幽都县12乡,已复原11乡,另对展台乡是否为幽都县属尚不能肯定,至于乡下村数,本来就不知,已复原24村,所缺更多。因篇幅有限,赵先生所述内容，请参阅《初探》、《再探》二文。
关于幽都县保大乡的樊村，除《初探》一文中所列的墓志外，2005年4月笔者在石景山区某工地收集到由建筑公司从海淀区三虎桥一带拉的渣土中携带来的一合《唐故阎府君夫人扶风马氏合附墓志文》记载：“（大中七年）改卜地于府城西北樊村先茔西北一里之原”。
另有一村为赵文未录，“乾宁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附葬于幽都县胡村之原”（《唐故大理评事檀州司马赠□□□莱阳郑公夫人扶风郡太君马氏墓志铭》）。
赵先生在《初探》中曾将展台乡归于幽都县,但展台之名只见于云居寺石经题记,其属乡位不详,赵先生认为:“展台在北京西南,方位明确,惟里程不详,又因展台乡名仅见于云居寺石经题记,云居寺址唐时在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界,据题记习惯乡前不记县属者,常为范阳县属,这样看展台属范阳县也有可能”,但他又说:“惟两相比较,属幽都县之可能性较大,故置幽都存疑,待改正”(19)。赵先生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基于20世纪80年代作此文时,因墓志出土的局限,故提出了以上的判断。

2002年夏，笔者应友之邀对近期在丰台长辛店迤南发现的《唐故云麾将军行右领军卫中郎将右羽林上下赠本卫将军上柱国赵郡李（神德）君志铭》考证,志载:“启殡合葬于幽府城西叁拾里福禄乡卢沟河西鹿村西北百步平原”,又有友人在其附近拾到一块“范阳都督府福禄乡 开元元年”的刻砖佐证，从《李神德墓志》出土地点来看，福禄乡界正与《初探》一文所示展台乡部分重合，其东界与美锦乡之南界相属，西界在赵文所示展台乡界内，北界应与房仙乡之南界衔接。福禄乡在《李神德墓志》中有十分明确的方位和里数，可见福禄乡正是《太平寰宇记》中所载幽都县十二乡之一，乃赵其昌先生苦苦求索而未得之最后一乡，至此是否可以说唐代幽都县十二乡业已全部复原了呢？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真应算是北京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福禄乡不仅是近年新见，而且还录得一村，可谓收获不小。福禄乡的西鹿村在房仙乡庞村正南，两村相距仅十余里。
又1996年，在石景山区老古城出土了《刘鳛及妻张氏墓志》、《唐清河郡张氏墓志》和《论博言墓志》共三盒，三志中都提到了“葬于房仙乡新安之原”。可为房仙乡增添了一村“新安村”。
另现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刻于武周时一题为《周故刘（基）君墓志之文铭》：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二十二日与夫人合葬于“张口村西南一里”，但未详张口村在何县、何乡。
唐代幽州除蓟、幽都二县外，其他郊县有潞县、昌平、良乡等。
潞县：按《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潞县十乡”，今见《唐故正议大夫试怀州别驾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渤海高（行晖）府君墓志铭》：“葬于潞县高义乡庞村（今通州徐辛庄镇大庞村）之原”。潞城乡，见《唐故处士南阳公孙（封）府君墓志》“权厝于潞城南潞城乡之平原”，《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乐安孙（如玉）公墓志铭》：“发引于潞城乡临河里（今通州区梨镇小街村）。”另有“采贵里”，见《彭兑墓志》,“临高村”,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良乡县：有《唐故瀛州司仓参军吴郡朱（绅）府君墓志铭》：“葬幽州良乡县房山乡永定之源。”《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道升）府君墓志铭》：“窆于幽州良乡县闫沟山。”《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雄）府君墓志》：“贞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迁窆于良乡邑复业乡之原”，仅与《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的复叶乡差一个字。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收录有复叶乡白水里、董村,观音乡成村,昌乐乡北陶村,尚义乡北乐城村,金山乡中继村、五口村及未见乡属的北郑村、团圆村、弁城村、交道村、砖头村、上落村、北张村、南张村、北李村、独树村、鲁张村等，良乡县已见六乡。
昌平县也已见六乡，《王仙墓志》葬于幽州昌平县东北十五里太尉乡之北，出土于今昌平区何家营东南洼。《王恭墓志》亦出于同地，《唐故钜鹿郡曹（秀）府君夫人清河郡张氏墓志铭》：合附于昌平县东太尉乡白浮之原“。《安氏夫人墓志》：葬于昌平县安集乡怀居里，《唐故陇西郡要氏夫人墓志铭》亦出土于同一地点，在今海淀区温泉乡白家滩，《故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宋（俨）公墓志铭》：葬于幽州昌平县东北十里武安乡，《郎氏夫人墓志》：“葬于府城北昌平县东南相公显固村东南一里”。《黄直墓志》：“咸通十三年祀冬十二月有五日终于桃林里之私第”，……乾符二年七月十一日，迁窆于海北乡兴寿里之原（今昌平区兴寿镇）。桃林里未祥属于何乡？昌平有永宁村,也未见乡属,《敬延祚墓志》:“终于昌平县界永宁村之私第”,另《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记有:(昌平)辅化乡口冠村,可见昌平县已见六乡。唐代北京地区除设有幽州外，另有顺州、檀州，檀州有密云县：见《李（休）府君及妻阳氏墓志》“（大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合附于檀州密云县东七里”，《刘（龙）府君墓志》“（大历十年）十月十九日葬于檀州城密云县城关大唐庄”。

请问有鲁琪《唐幽州城考》的资源吗?还有可以继续更新吗？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