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元璋复衣冠如唐制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
朱元璋曾说：“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这条禁令也见于《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
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明太祖实录》卷109）朱元璋阅后大喜，将曾秉正提拔为思文监丞。

这一民间思潮甚至延续到了清代：
　　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
“动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
　　那人喜道: “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系在湖边柳树下。
　　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
　　那人道: “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 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
　　吴王道: “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心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 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
　　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
　　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儒林外史》

三、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称赞明朝前期吏治清明，有两汉遗风而胜过唐宋。
明史魏观等传赞云：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赍敕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
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帝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赡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于史诚祖，仁宗之于刘纲是也。
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
朱元璋曾说：“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
朱元璋开科取士的时候，士人梦想中的科举盛世两宋已经过去近百年了。重开科举对于士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恢复高考。而明代科举制度的制定则更是斟酌损益后而为了。
当时南北学问相差很大，北方因为金亡时损耗太大，经济，学术已经调令殆尽。而朱元璋虽然起家南方，却要作天下的天子，而不是淮西的天子或者江南、浙东的天子。这是朱元璋最值得钦佩的地方。（明初开科取士，因为北方学术确实与南方有差距，而有所谓南北榜案。朱元璋对主管科举只取南方的主考官杀掉，而重新开考，只取北方士子。但南北学术差距确实存在，于是明朝就有了南榜北榜，来保证北方能有相当的士人进入政府，从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这跟清朝的旗人本位政策，是何等的天渊之别。
曾经读到过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里面以翔实的资料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另一面——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但是明儒空疏之病确实甚深。这恐怕不是“ 四书五经”对士人束缚的作用。而是士子对朱熹学说的反感，而有明代学术的代表----阳明学派的出现。王阳明本人是一代大儒，其学说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本是惊天大事。但是这种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在大儒那里会成为治世良法，但在一般末流那里，却无法得到其精髓。因为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途径是内求于心，心外无物。于是王学末流遂以王学为旗牌，过起了酒肉和尚的生活。既然心外无物，王学末流也就全不读书，只是参禅一般去“致良知”。于是明儒空疏遂养成大患。
但是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作为一项取士制度，到明末已经300多年，确实已经到了弊端丛生的时候，是应该改革了。明朝的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已经走到了头，而他后面的朝代却不加改革，这个罪名却无法加到明太祖头上。否则，这样推演下去，我们会得出宋太祖是中国文弱的根源，因为是他推崇士人的。
我们也会得出墨子、《易经》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只有归纳法，而没有西方的演绎法。如果这样找到根源的话，怎么去对症下药？难道不再推崇士人让士人接着去当臭老九才能唤回中国人尚武的精神？或者将易经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能使中国科技赶上来？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
朱元璋开科取士的时候，士人梦想中的科举盛世两宋已经过去近百年了。重开科举对于士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恢复高考。而明代科举制度的制定则更是斟酌损益后而为了。
当时南北学问相差很大，北方因为金亡时损耗太大，经济，学术已经调令殆尽。而朱元璋虽然起家南方，却要作天下的天子，而不是淮西的天子或者江南、浙东的天子。这是朱元璋最值得钦佩的地方。（明初开科取士，因为北方学术确实与南方有差距，而有所谓南北榜案。朱元璋对主管科举只取南方的主考官杀掉，而重新开考，只取北方士子。但南北学术差距确实存在，于是明朝就有了南榜北榜，来保证北方能有相当的士人进入政府，从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这跟清朝的旗人本位政策，是何等的天渊之别。
曾经读到过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里面以翔实的资料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另一面——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但是明儒空疏之病确实甚深。这恐怕不是“ 四书五经”对士人束缚的作用。而是士子对朱熹学说的反感，而有明代学术的代表----阳明学派的出现。王阳明本人是一代大儒，其学说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本是惊天大事。但是这种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在大儒那里会成为治世良法，但在一般末流那里，却无法得到其精髓。因为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途径是内求于心，心外无物。于是王学末流遂以王学为旗牌，过起了酒肉和尚的生活。既然心外无物，王学末流也就全不读书，只是参禅一般去“致良知”。于是明儒空疏遂养成大患。
但是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作为一项取士制度，到明末已经300多年，确实已经到了弊端丛生的时候，是应该改革了。明朝的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已经走到了头，而他后面的朝代却不加改革，这个罪名却无法加到明太祖头上。否则，这样推演下去，我们会得出宋太祖是中国文弱的根源，因为是他推崇士人的。我们也会得出墨子、《易经》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只有归纳法，而没有西方的演绎法。如果这样找到根源的话，怎么去对症下药？难道不再推崇士人让士人接着去当臭老九才能唤回中国人尚武的精神？或者将易经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能使中国科技赶上来？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十二：明朝收入远不如宋朝么？
有人说宋朝的财政收入最多一年达到一亿六千万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大的笑话，因为所谓“一亿六千万”，它的单位不是“贯”，而是“贯石匹两”。这个“一亿六千万”，就是不考虑单位，只考虑数量，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宋朝搞的是货币+实物的赋税制度，钱的单位是贯，米的单位是石，布帛的单位是匹，白银的单位是两，丝绵的单位还是两（一两白银价值1贯钱，一两丝绵价值50文钱，然而在这个1亿6000万的大杂烩统计里，一两白银+一两丝绵=2两），对了，还有草……单位是“束”。就比如说：熙宁十年（1077）的财政收入中属于农业税收入的部分大约是5200万“贯石匹两”，然而其中有“草”1765万束，折合成钱才35.3万贯（当时草大约是20文/万束）。把这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都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钱，那一年大致的租税收入是2021万贯左右（此价格数字根据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宋朝最富裕的徽宗时期，他的财政收入也就相当于六七千万贯。
而明朝的税收呢，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内阁的颠峰时期，太仓的岁入为450万两，节余则确实是大约300万两左右。
大家可能要奇怪了。这么一个大帝国，怎么可能收入那么少呢？收入那么少的情况下国家又如何运转呢[要知道，明末辽东一年军饷就耗费400万两以上]？收入既然那么少，节余为啥又那么多呢？
答案如下：因为太仓的岁入只是货币收入！明朝是一个以实物税为基础的国家。他的绝大多数财政收入是以粮食和劳役的形式支付的！
明朝开国的时候，唐代以来的商品经济已经在蒙古的摧残下土崩瓦解，货币的信用在钞票疯狂的贬值下已经崩溃。此后，明朝试图恢复钞票信用的几次努力也全都失败了。
主要的商品交换既然已经倒退回以物易物，在这个社会里只要少量铜钱和钞票就可以解决问题，明太祖干脆规定大部分税收将由实物和劳役来支付！
当然，后来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大明也跟着小修小补，设立了户部太仓，把一部分实物税折换成银子，作为“国家应急储备资金”。因为毕竟遇到突发状况还是调银子方便。
而这个户部太仓的岁入，就是每年450万两银子左右……
至于田赋和劳役，那是照老样子用粮食和劳动力结算的。边军的粮食啊，修河道的工人啊，都是用这些办法应付的。太仓的支出，主要是给一部分官员发工资，还有就是军费。所以只要天下太平，开支当然是很少的啦。
那么，用实物支付的田赋和劳役折算成白银，是多少呢？永乐年间，天下本色税粮3000余万石，正统年间开始，税收米麦折银每石合二钱五。也就是一两银子四石。等于七八百万两银子。加上丝钞等2000余万，再加上大量以劳役形式缴纳的赋税。黄仁宇的估算是，每年2000万两和1000万两左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理论数字。实际上拖欠严重。明朝催税远不如清朝狠，只要完成个七八成就可。
计算一下可以得出结论，明朝每年收入两千多万两银子。
看上去远不如宋朝的2000万贯到6000万贯收入吧，但请注意一点：
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每年有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花到了军费上，而明朝的卫所兵制是自给自足，朝廷基本上不用花钱！
这点意味着什么呢，宋朝六千万贯的财政收入，和明朝前期一千万两的财政收入是同样效果的！
也就是说，永乐时期，明朝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宋朝最富裕时期的一倍多。

好帖,收藏了!

历史上的朱元璋长得很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