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您会像福楼拜那样，发觉只是创造一个好句子就已经很痛苦吗？

不会，对我而言那不痛苦。我的确会反复改写一个句子，但现在有了电脑，我的文字处理方法改变了。以前，我手写完成《玫瑰的名字》后，我的秘书再用打字机将它打印出来。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句子重写十遍之后，再拿去重新打印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碳式打印机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到剪刀和胶水来处理。但是有了电脑之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某页文字检查十遍、二十遍，进行修改或重写。
我想我们天生就难以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但如今修改完善是那么的容易，也许是太过容易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变得更为苛求。

您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五部小说篇幅也不短。您这样多产有什么秘诀吗？

我总是说我能利用时间的空隙。原子与原子，电子与电子之间存在大量空隙，如果我们通过消除这些空隙来缩小宇宙的物质，那么整个宇宙会被压缩成一个球。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空隙。比如今天早上你按了门铃，然后得等电梯，再过数秒才能到门口。在等你的这几十秒里，我就在思考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我在厕所里，在火车上都可以工作。游泳时，特别是在大海里游泳时我创作了很多东西。洗澡时我创作的东西要少些，不过还是有的。

您一直因您在作品中展现的知识受到批评。一个评论家甚至曾说对于一个普通读者而言，您的著作的主要吸引力就是让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换句话说就是天真的敬佩您的炫耀。

我是个施虐狂吗？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暴露狂吗？也许是。我是开玩笑的。当然不是。我一生这么努力，当然不是为了把知识摆在我的读者面前。我的知识确实影响了我的小说的复杂构成，但是最后是由我的读者来探索这些小说是什么。

写了小说之后，您对一位作者能对读者产生多大影响的看法改变了吗？

我一直认为一本好书比它的作者更具智慧。书能讲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除了学者和小说家的身份，您还有第三个身份——译者。您是一位作品被广泛翻译的译者，您详尽地论述了翻译的难题。

我编辑了不计其数的译作，翻译了我自己的两部作品，我的小说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我发现每次翻译都是一次谈判。如果你卖给我某样物品，我要买，那么我们会进行谈判——你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也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最后我们双方或多或少的都会觉得满意。
在翻译中，风格和词汇不一样。词汇可以通过阿塔维斯塔[1]翻译出来，但是韵律不可以。研究人员对曼佐尼（Manzoni）的《订婚夫妻》（The Betrothed）中的词汇频率进行了一个测试，《订婚夫妻》是19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名作。曼佐尼使用的词汇十分贫乏，也没有创造出创新性的隐喻，采用的形容词“好”的次数多的吓人，但是他的风格明显、典型、简单。和所有伟大的翻译一样，要想翻译这部作品，你得找到那个时代的灵魂、那个时代的呼吸、那个时代精确的节奏。

是否有优秀的译者提出过建议，而这样的建议开启了某种你在原文中没有发现的可能性？

有，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再说一次，一篇文章比其作者更具有智慧。有时候，文章可以表明作者没有在意的思想。将某篇文章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译者发现了这些新思想，并向你揭示出来。

您有时间阅读和您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家的小说吗？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自从我成为小说家后，我发现我怀有偏见。我要么就觉得一本新小说不如我的，因此不喜欢它；要么我就怀疑一本新小说比我的好，因此也不喜欢。

您认为现今意大利的文学怎么样？是否还有我们在美国没有听说过的伟大的意大利作家？

我不知道意大利是否有伟大的作家，但是意大利提高了中等作家的水平。
你看，美国文学的力量不仅仅拥有福克纳或者海明威或者贝娄，而且还有一群优秀的中等作家，他们写出了令人满意的商业文学。这样的文学需要良好的技巧，特别是在推理小说这一富饶的领域，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产量的晴雨表。普通作家群也意味着美国可以产出足够的作品以满足美国读者。这就是美国翻译如此之少的原因。
在意大利，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缺失状态，但是现今终于出现了了一批年轻的作家，他们开始创作这类型的文学作品。
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势利的知识分子，而且我也承认这类型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纳博科夫（Nabokov）曾说：“我把文学分为两类，我希望是我写的书和我写的书。”

那样的话我会把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堂•德里罗（Don DeLillo）、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作品归为前一类。
不过总的来讲,我喜欢美国当代作家胜于法国当代作家，虽然由于地理原因我接受的主要是法国文化。我出生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处附近，法语是我学习的第一门语言。我甚至更了解法国文学而非意大利文学。

那如果必须让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有影响？

通常我会回答乔伊斯（Joyce）和博尔赫斯（Borges）来让采访者无话可说，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当然对我有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等你能说出的学者都对我有影响。

你在米兰这里的图书馆简直就是个传奇。你喜欢收藏什么样的书籍呢？

我一共拥有大约五万册书籍。但是作为一个珍藏本收藏者，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爱让我着迷。所以我收集那些关于我不相信的主题的书籍，比如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kabbalah）、炼金术、魔法、虚构的语言。我喜欢那些说谎的书籍，虽然它们并不是故意说谎。我有托勒密的书，但没有伽利略的，因为伽利略所说的是真理。我更喜欢疯人的科学。

在你的人生中，知识和文化给了你何种益处？

假设一个文盲在我这个年纪去世了，他的人生是单一的，而我还有拿破仑、凯撒、达达尼昂（d*Artagnan）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阅读，因为那是一种使人博闻强记，发展多样性格的理想方式。如果你多读书，那在你的人生结束之时，你就拥有数不尽的人生经历，这可是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极好特权。

但是博闻强记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像你最喜欢的博尔赫斯的人物之一，《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里的富内斯那样。

我很喜欢“固执克已，绝不好奇”这一观念。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知识领域里。你不能太过贪婪。你必须强迫自己不要学习所有事物，否则你将一无所获。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关于懂得如何忘记，不然，你确实会变得像富内斯那样记得三十年前见到的一棵树上的所有叶子。从认知角度上讲，找出你想要学习并铭记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