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次是「档案研究回顾」，由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刘铮云教授主持。发表人是耶鲁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 Beatrice Bartlett（白彬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退休研究员庄吉发先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张莉教授。白彬菊教授的论文 “Some of the Old New Approaches to Writing About the Qing Archives”回顾了百年清史研究动态：自 1920 年代起，民国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著手整理清宫文物，其中图书文献馆开始整理其中约莫 15 至 20 万件的清代档案文书。1949 年之后，一部分档案来到了台湾。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延续前人工作，出版了满文老档、宫中档等。大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之后也持续整理工作。清代档案除了有汉文史料外，也有满文、藏文、蒙文史料。虽然说这些史料大多数都有汉译，但是仍有些是没有汉译的。因此，清史研究最好具备其中一种语文能力。庄吉发教授〈《满文原档》・《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与清朝前史的研究〉一文认为满文研究有助於了解清朝开国时期的历史，例如：清太祖、清太宗两朝的《满文原档》与《内阁藏本满文老档》非常重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采用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和汉文译文并陈的体例。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满文原档》是《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原本。两份档案并陈参看，有助於准确解读老满文书写的《满文老档》原本，对研究满文的创制与改革、满语的发展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清朝开国史、民族史、东北地方史、满学、八旗制度、满文古籍版本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比较原始的、系统的、基础的第一手资料。张莉教授发表〈满文档案与清代笔帖式〉一文，利用满文档案讨论清代笔帖式。张教授认为清朝开国时期创制满文，并设置笔帖式，作为处理满文公文书的官员；入关之后，笔帖式被分配在各个政府机构（中央各部、院衙门与其所属机构，驻防将军、都统、织造、盐关等）。张教授考察这类基层文职官员的设置、选补、考试、管理等各项制度，了解清廷利用满文与笔帖式作为统治中国的方式。
　　第二场次由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教授主持，发表人岸本美绪教授、Pierre-Étienne Will（魏丕信）教授各就史料分析，讨论「话语与政治」课题。岸本教授〈「中国」和「外国」——明清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国家关系的用语〉一文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夷狄」取代「天朝—外夷」成为主流，这个现象往往被认为可以看出从传统世界观转变到近代世界观的轨迹，但实际上在传统世界观中使用上述词汇的时期性变化也不容忽视。因此，她从明清两代的《实录》和经世文编，定量分析与国家有关的词汇（例如：「中国」、「天朝」、「夷狄」等），并藉由史料文本分析，比较明人与清人对这些词汇的认知。魏丕信教授发表 “From Archive to Handbook: Anth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he Qing” 一文。他认为清代官箴书、公牍、文集、成案、说帖、省例、刑案汇览等，皆是官员、幕友的施政参考。魏丕信教授提醒我们，在引用这些史料之前必须留意其真实性，因为这些史料可能被过度美化了，有些讯息更可能是被作者本身有意无意中删除掉。另外，衙门内的幕友文集与衙门公文书在记录同一件事情上也有不同看法。故研究者必须悉心考虑到史料中被记载下来的与被隐晦起来的事情。

第三场「时代与人物」议程，由中研院近史所赖惠敏教授主持，发表人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冯明珠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近年来，学界受到美国「新清史」学风影响，著重讨论多元民族国家形塑、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刘教授〈满人家中的汉人——以完颜麟庆家为例〉一文采取微观的角度，考察满洲家庭：完颜氏麟庆家中的三类汉人（妻妾、塾师、幕客），讨论他们的身分与满人的关系。冯明珠教授的论文〈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形成与落实〉，让我们重新认识清廷处理西藏问题的态度。她考订「藏内善后章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厘清西藏与清廷的关系。冯教授考察《廓尔喀档》、《上谕档》、《议覆档》、《朱批奏摺》、《奏摺录副》、《钦定廓尔喀纪略》、《起居注册》及《大清实录》，探得「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形成与落实的过程。冯教授认为，清代公文处理过程的时间与空间性，会影响「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发布时程；它并非一次过发布，而是由乾隆皇帝一手主导，并由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阿桂等筹划细节，再三酌议后才颁布。
　　法兰西学院魏丕信教授主持第四场次会议，发表人是杜家骥教授、刘铮云教授，分别从刑事案件、官缺事例，讨论「基层社会与地方行政」。杜家骥教授〈清代档案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所反映的清代基层社会关系为例〉一文，分析刑科题本的意义在於详细记录诉讼双方等人的供词记录与判决结果，并说明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生活情况。这是一般文献所缺少的，可资了解当时各种人的法律身份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刘铮云教授〈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竞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为例〉一文则回应二十年前发表之〈「冲、繁、疲、难」——清代道、府、州、县等级初探〉与张振国博士〈清代文官选任制度〉，分析清廷更定府、州、县官缺的办法，观察吏部与督抚之间的互动，并了解皇帝在政策拟订与运作过程中，如何权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会议综合座谈时，学者们纷纷交换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意见，讨论热烈。普遍而言，学者们认为现在清史研究环境比较过去的前辈来得完善很多。白彬菊教授回忆起参与第一届汉学会议的情形，当时参加的人数很少，学者的交流也很少，与今相比，不可能同日而语；中外学者齐聚一堂，跨地域、跨语言的交流是很好的。刘铮云、谢美娥、冯明珠等教授回顾了清代档案研究的百年历史。1920 年代以来，自成立故宫博物院专责整理清代珍贵的器物、档案文献后，陶希圣、汤象龙、梁方仲等先辈便开始有系统的利用清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见的成果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明清专号」，为现代清史研究奠定基础。1930 至 1970 年代，中国政局势动荡不安，清代遗留大批的史料无暇整理与开放，当时学者只能利用已经出版的地方志、官书等进行研究，其中又以史语所整理的《明清史料汇编》为主。
　　1980 年代以后，两岸交流日渐频繁，加上电脑时代来临，许多清代档案陆续整理出版与「数位化」了，让众多研究者可一窥清代档案面貌。岸本美绪教授谈到，会议各篇文章都是学者们广泛利用数位化清代档案的具体成果，有的介绍史料价值，有的是分析利用史料的可能性，有的是讨论史料的真实性与隐晦的一面。学者们关心的不再只是清代政治史，可以藉由宫中档、刑科题本、户科题本、官箴书、公牍、碑刻、税契等史料，了解清代中央与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并且也为清代地方社会构成与组织，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讯息。其次，过去的研究偏重「中国本部」，这次讨论会触及了边疆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活动，重新界定了我们对清史的认识。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政权，满汉关系向来是讨论的热点，过去的研究主要讨论满人汉化课题，现在则从文化内涵角度看待民族（国家）认同课题，例如：对清代的满人、汉人来说，国家是什麼呢？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也被包含进来，边疆社会怎麼认定清廷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认同这个政权吗？现代人又是怎麼认识清朝的？
　　除了研究方法外，学者们也思考清代档案数位化如何提供研究者更好的研究环境。冯明珠教授认为，档案数位化之后能提供研究者完整的讯息，得以了解清廷制订一项决策过程中，统治者的想法是什麼，官僚的想法又是什麼？杜家骥教授表示，拜电脑数位化之赐，检索档案十分方便，但即使是档案数位化，学者们仍需要考虑档案的真实性，例如：奏摺内容可能有假造、谎报的情况。谢美娥教授说明，她在成功大学教学与研究，拜史语所的史料数位化之赐，超越时间与距离，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完成工作。最后，陈国栋教授谈到，除了中国、台湾保存清代档案之外，海外地区（例如：英国、丹麦、泰国）仍有不少清代史料收藏值得学者们去开发新议题，而且有一部分已经数位化了。同时，如何面对资料氾滥的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总而言之，清代档案数位化是有助於我们重新认识清朝，期许未来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据说科尔沁想求娶年纪相当的敖汉公主，皇太极没舍得，宁愿 等几年把哲哲女儿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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