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吧里太冷清，没法愉快地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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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把以前在明吧发过的帖子发到这里来

内容提要：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关 键 词：晚明 人文主义 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早期人文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早期人文主义的形成，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明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传统终未能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乃是由于清朝的建立及其后的思想禁锢。直到晚清时期，这种禁锢才被逐渐打破，不过此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不同于晚明的时代，因此晚清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就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晚明的情况与前不同，与晚清亦不尽相同。晚明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人文主义之核心，必是人本主义。中国的人本主义，源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但秦汉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将人本主义打压殆尽，于是民主的精华，便成精英们思想中难得一见的亮点。此种情况在晚明时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人本主义由精英化的思想转而成为大众化的普遍行为。此种情况大约出现在万历中叶以后。究其根源，当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万历间的政治状况，也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即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人文主义研究的论文，他的贡献之一是在讨论西方人文主义的同时，能够兼及对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解。[1]80年代中叶，当中国学界由于传统文化热而引发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并各执一说的时候，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已经在美国纽约的大学俱乐部学院讲堂上为阿斯本人文学会作了关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报告。不过他的讲稿当时未能翻译流传到中国，直到90年代初期才经董乐山翻译，并于90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布洛克报告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找寻“人文主义”精神，他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谈到20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主要是通过评论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讲述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布洛克的报告不仅让我们这些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一知半解的人能够有深入一步的认识，而且启发我们，对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思考不仅在于寻根探源，更要看到其发展变化。

　此老奴虽并无人文主义之思想，然其必因所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表现于行为之中，这里面则实在是包含着自发的人文主义因素，此种发自乡间社会最下层的人本思想的表现，其社会意义自不言而喻。
　　晚明人文主义的流行可以被称为一种“运动”，且此运动乃是由社会基层开始，由乡镇而至城市，从而影响到整个晚明社会。相比起先师国桢教授所论及的党社运动，文学界所关注之古文运动、小品文运动，以及市民运动、讲学运动等，应属更为重要的运动，且其更具社会之普遍性，也更具有晚明的社会特色。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对君主政治的批评和个性的追求；人文思想之可以被称为主义，则必须由精英思想转为大众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一定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产生并发展的。
　　晚明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时人称之为“山人”。晚明山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而是活跃于官场边缘的一种特殊人物。一般来说，山人不具备官员的资格，多为仕途中的失败者，于是自命清高，挟才自傲，其实是将其作为了谋生手段。这些人活跃于社会上层，其实际社会地位却往往处于下层，虽然有些山人为权贵所敬重，但是多数山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对于山人不无讥讽，但我们却从中看到山人的另一面：他们实为活跃于官场边缘的文化人群体，他们往往以放肆地批评官员来自高身价，因此很使得一些官员们颇感顾忌。方志远对于山人有深入研究，于此不敢妄作专论。但笔者以为，山人群体的出现，固然是科举取士的结果，也同时打造出一批另类的文化人。他们不受官场约束，也不完全依赖官场生活，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带有一定独立性的早期知识分子特质的角色。但令人遗憾的是，晚明的山人们却如同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方面。他们不仅成为人们心目中以骗游食者，甚至成为文化人当中反面形象的代称。
　　天启中，山东禹城县人祝延寿，自称龙潜山人，言其山有顽石，放光月余，中裂出宝剑一口，上有三皇神符，于是到京城进献。结果通政司验其剑，并非古剑，乃系新铸造而成，熹宗命巡城御史审明解回。有此辈混迹于其中的山人群体，已经不再是失意读书人个性的伸张了。

二、未富先奢
　　我们在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明朝中叶以后的人们，在谈到旧日风俗时，难免感叹一番，内容也无非是昔日如何淳朴节俭，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从明初至中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
　　洪、永两朝名臣解缙的一份家书中，说尽了当时官员们生活的窘迫。
　　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皆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类，所费不资。②
　　《西园闻见录》卷十三记载，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弟弟来京探亲，临去时原吉送给弟弟俸米二石。永乐帝得知后，感到太过寒酸，问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永乐帝过意不去，又特赐几匹好布。
　　大约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代，虽然国家可以兴大工、下西洋、迁都、出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不过国富民穷而已。不止民穷，即如皇室、官员们，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时为太子，留守南京监国，经常因为手头过紧，不得不取给于城中富户伊氏。而如伊氏这样的富户，在当时实在少之又少。③那时候新科进士们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见有乘车马者。直到宣德以后，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只见有乘驴者。那时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败不堪，仅避风日。④官员尚且如此，民间生活更可想而知。当时的官员邹缉曾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8](卷二十一，《奉天殿灾疏》)明永乐一朝，是中国历史上蠲免赈济最多的时段，邹缉这里所说的北方各地，则显然是并无蠲免的去处。

我们其实并无必要考察晚明风气的来由。倘若一定要寻根问底的话，那也只能是商品生产的结果。商品生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所以昔日的商人会馆才会成为应试举子的寓所，才会出现全民一致弃本逐末。当这一切已成为社会风气的时候，便无分贵贱老少男女。
　　我们翻开晚明的文集、笔记或者方志，几乎随处可见关于社会竞奢风气的记述，而且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万历《通州志》卷二记：
　　弘(治)、正(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么麽贱品，亦戴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旧时便宜的羊肠葛、本色布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再生产，这是典型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里中子弟争相以价高而美丽者为衣，为裤袜，且“倏忽变异，号为时样”，则是追求时尚风气的结果。今日所谓追求时尚，其实是商家的行为，以此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年轻人永远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时代也是由青年们领导了时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较早关注晚明竞奢风气的学者，中国台湾徐泓和林丽月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的贸迁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11](P318)这里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
　　我们在诸多史料中看到的是万历以后社会风气的变化。顾炎武作《肇域志》记扬州府事，称：海门“民风蓝天称淳直，近则尚气而好攻讦，虽学校不免”。通州“其土田饶溢，民富而好义。又人文渤发，仕者多贵官显秩，盖风气固殊焉。然闤闠绣错，衣食服玩，日渐于纷华”。而如皋“土膏活而俗勤于稼。征科易集，讼稀简，在昔最为醇厚。自倭警以后，浸淫一变。富家巨族，竞以华侈相高。豪不逞者，辄诱良家子弟，纵樗蒲六博，荡其赀业，甚则为逋逃渊薮。迩或稍惩艾焉，但馀风未殄，长民者，其未可画诺而理也”。[12](P350-351)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将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归结为倭寇之乱。
　　像嘉靖倭乱这样的事件，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东南财富之地遭到这样的动乱之后，会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人们在追求社会生活平定的同时，对于过去富而不奢也极易产生反思，在兵燹之余，或许会更愿意去享受生活。我们或许应该讨论一下，嘉靖倭乱对于东南社会风气的影响。
　　那么，在晚明时代，面对这种奢靡之风，时人又是如何评论的呢？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现象。
　　但是奢靡并不代表真正的富有，而只是一种社会攀比的风气。在晚明时代，这种风气主要流行于南北两京及江浙一带。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本是讲求藏富不露，奢侈则被视为祸根。晚明时代如此普遍的虚荣示富，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商品生产的繁荣，为社会提供了物质条件。从事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大量增多，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链，以至无法逆转。因此时人论称：“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20](P85)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可创造社会财富，却亦可改变社会风气加深逐利之风。晚明商贩为逐利而弄虚作假，但急功近利之风，不仅流行于小商小贩之中，即如读书人，也指望着一夜成名的捷径，而不肯独善其身地去苦读而做到厚积薄发。李诩经正、嘉、隆、万四朝，亲历世风之变化，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怂恿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14)
　　书商刊印书籍，目的在于赚钱，印行历届考卷，必因其有市场。文化商品化于此又可见一斑。所谓华实者，于商人固然为实，于读举子业的考生们，则必然萌生取巧之心，华而不实了。
　　我们回忆晚明时代，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晚明时代的社会转型，最终没有完成，因为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因为清军的入关，把这本来向着中国自身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终止了。
　　这于是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没有李自成的起义和清军入关，明朝真的会向近代转型吗？这种历史的假设无法回答，因为其后的发展变化，只是李自成的起义推翻了明朝，而清军入关，又开始了另一个历史时段。但是我们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中，似乎也无法得出明朝能够完成自身转型的结论。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影响到国家发展变化的问题，在晚明时代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再一个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知道，人文精神本来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可是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但是却缺乏博爱的精神。所以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记时人说：“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注释：
　　①谈迁《枣林杂俎》义集《义妓陈氏)》。
　　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4。
　　③王锜《寓圃杂记》卷2《金陵伊氏》。
　　④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10《祭都御史胡元节母太夫人郭氏文》。
　　⑤《万历榆次县志》卷1《风俗》。
　　⑥郎瑛《七修类稿》卷17《义理类 刺纸》。
　　⑦万历《博平县志》卷4《民风解》。
　　⑧崇祯《郓城县志》卷7《风俗》。
　　⑨谢肇淛《五杂俎》卷9《物部一》。
　　⑩《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十二年八月丙午。
　　(11)《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庚戌。
　　(12)《明史》卷223《赞曰》。
　　(13)万历《通州志》卷2《风俗》。
　　(1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8《时艺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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