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被问及一些很穿越的问题。比如：你最想回到历史上哪个朝代？我一向都很政治正确地说哪朝都不如今朝好，但心里其实也阴暗地揣度过各种可能性。一般来说，古拙之人大概倾慕两汉，风雅之人多半喜欢唐宋。至于有意穿越回明朝的人，这个嘛，我认为此人多少有淫邪之嫌。

不过，有明一代，理学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巍乎岸然的道德之士在台面上天天喊着“存天理，去人欲”的高尚思想，但民间广布流传的，却是春宫图、房中术和各色咸书。而在普通百姓的闺房之外，明朝灯火通明的城市街道更是妓院林立、笙歌不断。与台面上的伟大光明两相对比，大明朝岂不是长着一张“二皮脸”？表面上那层光鲜的皮写着孔孟的仁义道德，但撕下那层皮，却是满目的男盗女娼。

先打住。匆匆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太过激愤、太“鲁迅”了一些？台面上装出来的仁义道德固然显得虚伪，但哪朝哪代不是如此？统治这么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谁能不装装腔，历史上那些个不装腔的倒是很快就做了土。表面上的装，是为了私底下更好地不装，聪明人对此心里敞亮得很。于是，在世俗生活的“诲淫”方面，聪明的明朝就这么集了古之大成，还经常有青出于蓝的发明与创建，不可不著零墨以谈之。

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明代民间色情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与上层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提倡大有关系。看看明朝历代那些皇帝，自太祖以来，基本上一个比一个好色，一个比一个荒淫。武宗朱厚照在京城西苑建豹房供淫乐，包房间数超过两百，实为史上最气派的“天上人间”。其后的世宗朱厚熜，当政期间沉迷春药，吃完药就在后宫玩“千人斩”，居然玩到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儿子穆宗朱载垢、孙子神宗朱翊钧还有重孙光宗朱常洛，均继承了祖上的光荣传统，基本上都把壮阳药当开水喝，每天都在“海天盛筵”中度过。流风所及，连当时的伟大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也快要成了一本春药大全，其中记载的近半数药物都具有类似伟哥的功效。

情色的明朝偏偏又是一个讲求“以孝治天下”的哲人国家，不过，道德家们视君臣如父子的观点倒是为群臣们效仿皇帝的淫乐生活作了一个极好的借口。难道老子淫得，儿子淫不得？服用春药和淫乱之风因而得以在群臣中流行起来。白天讲先进性，夜里性先进，中国官员的这个传统大概就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最厉害者如嘉靖时的权臣严嵩，明史里说他卧室里摆放的唯一家具是一堆裸女，从夜里玩到早上，起床时连吐痰洗漱也是用的“人肉便器”。这就不光是淫，而是淫到深处，近乎变态了。

君父淫乱如此，父母官们淫乱如此，请问整天被他们统治、教导的升斗小民想不往情色低俗的浑水里趟，可能吗？床弟之事原本就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广开来，毫无自由的老百姓被规定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只许上床，难怪晚明大才人李渔说出了“世间真乐也，算来算去，还数房中”这番至理名言。可以说，明代的统治者为世人搭建了一座欲望的金字塔，金钱和肉体就是填充其间的块块砖石。但这个贯穿整个明朝社会的欲望金字塔，并不仅仅是传统历史观所谓的“体现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其实，这更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种象征。享乐之余，“淫”字确实不失为明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对于明代的“诲淫”，汉学家高罗佩的解释颇有见地。他认为，所谓房中术和色情小说的泛滥，其实是一种与当时社会形态高度吻合的世俗道德。在《秘戏图考》中，高罗佩写道，明代的女人们深居简出、生活操劳，“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因此，当时好男人的标准是“每御其妻，必候彼快。”一夫多妻制下的社会，要想女人们都幸福、家庭都和谐，只有寄望于男人在“那方面”勤快一点了。因此，淫字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护了家庭的稳定。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把家里那点事弄和谐了，这是国治、天下平的第一步。再者，对于那些夫妻生活不和睦者，大明朝官方盖了数不清的妓院青楼。例如，当时一线城市南京的声色场所众多，“一般桃李三千户”。里边既有最粗俗的卖肉，也有稍上档次的感情陪护、陪聊以及诗词歌赋助兴。各色服务一应俱全，被时人称为“欲界之仙都”。壮汉愤青们一旦进去，儿女情长，马上就英雄气短。明朝自我定义的“和谐盛世”，大概就是这种如梦如幻、醉生梦死的欲望仙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