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思路的前提是进化论，这种进化论对现代研究的渗透可谓方方面面，就此例而言，默认的前提不仅在于古代生产力的低下，还在于相伴而生的思维水平之原始，这种原始的意思是：将人对真理的探寻等同于理性能力，又将理性等同于知性分析，古代人知性分析能力不足，只能在同一性中理解万物，故尔古代人所说的天地神人之相通被定性为典型的“原始思维”，它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是含混、模糊，充斥着难以理解的迷信因素。由此，又会延伸出第二个思路：我们身为知性发达而且有科学方法的现代人，可以将这种古代原始思维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将现存原始民族作为实验案例，从中抽取归纳出某种人类学模型，再加诸各个民族的古代史中，由此，我们就可以比古人更好的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显然，这是一种科学主义泛滥所带来的将实验科学方法强加于人文学科的暴力。

上古时候神的意思是守山者，而守土者为诸侯，又将帝王与天相通的独断权与封禅之礼建立传承关系。这个是现代研究上古史的第三个基本思路，即使用现代社会契约论以及由之衍生出的阶级学说来解读古代政治，将一切前现代政治或精细或粗糙地解释为权力关系。粗糙的方式如阶级学说解读常见于建国后出版的诸多历史学著作，在今天已比较罕见，然而其内在思路依旧是许多海内外学者所秉持的。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可以算是典型例证，他借助福柯理论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解释绝地天通：“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集之地……取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牟取政治权威。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地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后，只有控制着勾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

在后马基雅弗利的世界，权力和利益的博弈成了现代人理解政治的唯一模型，一切前现代民族对“政治-真理”的诉求与建构都要在此模型中被阉割、肢解与重新缝合，在古代通向卓越人性的政治理想身上，这样的研究者只能看到他们用古代肢体拼凑出的弗兰肯斯坦。

啊，这个，这个好难啊！！！我的天啊！！！

“绝地天通”不能被视为政治架构中的一个功能性职分，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礼教之一环，因为它是先行于礼教和政治的整体性开启与奠基。

“绝地天通”使得礼教能够将天与鬼神保持在某种界限之内，而非民神混杂的状态下，天意或鬼神直接对人的伦理与政治生活产生指挥与干涉。这样，中国政治才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人事活动，而不是如同宗教型政治一样直接受到天意诫命的支配。政治才能真正成其为政治，并且与礼教保持一种良性的有机关联。

但在科学思维泛滥的今天，一切事物如果不能在理性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存在，或者在严格实验中转化为科学经验，就将被有罪推定为虚空或者迷信。由此，一切古代鬼神学说以及人神感应经验，都被“废物利用”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客观历史中的心理学或人类学经验事实，成为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的外在客观对象

这种人神相交的世界现代人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迥异的存在论建构塑造了大相径庭的经验与意义世界。只要我们不将康德存在论建立的存在区域划分或者现代科学依凭的存在论基础作为天经地义，只要我们对不同的存在论视域转换的意义尚未足够明晰，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悬搁现代性前见，以沉潜的思考，而非技术性研究的方式进入古人思考鬼神的视域

柳先生大率以为，中国文化之核心精神在于如何为天地人物安排一个正当秩序——此即广义之政治。为做到这一点，需要礼与史一经一纬的配合，二者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