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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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