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讲到：
“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正矣。故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比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
南宋淳熙七年，理学家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的书中说：
“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
------------------------都是强调君主想正人必须先正己。

理学家朱熹告诫皇帝说：
“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天职，然必某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
当宋宁宗稍露一点专制苗头时，朱熹就不客气的提出抗议：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本而启将来之弊。”-------在朱熹看来，政事如果任由君主独断，即使皇帝天纵英明，决断皆合乎事理，也不是“为治之本”。

很多人众口一词指证的儒家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翻遍儒家典籍与历代儒者文集，都找不到有哪个儒者鼓吹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对先秦儒学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在孔子老人家的观念中，儒家并不赞同臣对君的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臣关系才可以维持下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所谓“君君，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说的就是这意思。
孔子又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道”的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了“道”，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跟君主“拜拜”。

孟子的思想比孔子还要激进一些，他说，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提出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若君主无道，臣民甚至可以起而革命，“诛一独夫”。

在先秦，提出臣要绝对效忠于君的是法家，韩非子说：“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此话大概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源头。
《韩非子.忠孝》中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但即将如此，如果你去检索史书，便会发现，历代大臣援引“三纲”告诫君主，都不是为了论证君主的绝对权威，更不是要证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合理性；而是要求君主以身作则，为众臣树立一个正面榜样。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对“君为臣纲”有一个解释：“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
显然，按真德秀的看法，“纲”乃“以身作则”之意，而非指“绝对权威”。宋儒也认为，“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还是主张“从道不从君”。

董仲舒在《春秋蘩露》中提出“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这句话明显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比如韩非子就说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但宋儒司马光这样阐发：既然所有的功名都归于君主，那么君主就应该给与大臣充分的信任，让大臣充分履行执政之权力，负起执政之责任。“人主端拱无为”就可以了，“享其功利，收其荣名而已矣”。
再来看看英国。英国的普通法体系里有一条-----“国王是不会犯错误的”或者叫“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涵义跟董仲舒的“君不名恶”差不多。其理论逻辑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那就不要掺和俗务，以免庶民的利益之争玷污君主的圣洁；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超然事外，尽享尊贵，而实际行政权托付给内阁，内阁为政务之功过负起责任。

被歪曲的学说略多啊……

加藤惠

马克一下，我要接着看。

楼主加油。

我惠？

我宫吧才人辈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