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两文前后问世，立刻在全国撒布开来：博得了广大汉族人的同情，甚至左宗棠这样的民间汉族精英人物也有意来投，清王朝政府遥遥欲坠，太平天国胜利硕果触手可及。洪秀全做一把朱元璋二世，率领汉民族复国，大有希望。

但是，偏偏此时，湖南杀出另一支汉族武装，为首者成为洪秀全一生的苦主。早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他就组织民兵，演练湘勇，发誓绞杀这场起义。

此人就是曾国藩。当时汉族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
同族起义，他为何不帮同族帮外族？
答案就藏在20年前的一篇墓志铭中。

公元1844年即道光24年，仅为清国翰林院一讲师的曾国藩，在给朋友亡妻所写的悼词《陈岱云妻墓志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民各有天唯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
这段心迹，也可谓是曾国藩的精神寄托所在。在儒者国藩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大厦的正义擎天支柱，这根柱子倒了，大厦也将片瓦不存。而民族大义，却可以避而不谈了。

尽管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都自称“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雍正语，据《大义觉迷录》），但曾国藩这些汉民族儒家学者，已经养成了“忠君”的习性，无论此君来自何方。这就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年后的实情。“君臣大义”盖过“民族大义”。与其说，这是一种奴性，不如说这是一种惯性。

想当年清兵入主中原，有著名的“剃发令”，强令汉人改为满人衣冠。此“剃发令”的附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说白了，就是“征服令”，不服者杀。有多少血性尚存的汉民族仁人志士，为了不留脑后强加的那根辫子或浴血奋战，或远走他乡。明末著名学者朱之渝，为保留汉民族衣冠流亡日本，他遥望大陆，赋诗一首：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然而，200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一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已经习惯于这根先人被强加的辫子，甚至因为有人要剪掉这个辫子而感到痛心，一心为了保住这根辫子而浴血奋战了。在心理学上，凡此之举，视为大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被绑匪劫持，却和绑匪站到一起，与解救他的人作战。不得不说，曾国藩的“君臣大义”，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依赖，愿意并习惯于驯养体系下的“平衡”与“稳定”。

二
曾国藩打下南京，彻底绞杀太平天国后,被满清皇室封为一等伯爵，声望达到顶峰。于是，有人给曾国藩出了个大主意——让他趁势夺取天下，推翻满人政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据说，这位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当时也确实想过推翻满廷的事。但思来想去，结果却是：主动向清廷上奏“裁军”，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这一请求自然得到了清廷批准。

事后，曾国藩与几位幕僚闲谈，煮酒论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齐拍手。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家贫，办事还谨慎。”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可见，这“仁德”乃至“人不忍欺”的评语还是点到了曾国藩的痒处，他很是受用。曾国藩给自己的定位，是贤人，而非民族英雄。

那么，这“贤”是怎样一个“贤”？他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呢？
我们把镜头摇回19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早于日军八十年的南京大屠杀。
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结过长达十年的鏖战，曾国藩的湘军终于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

而曾国藩的老对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早已于城破前夕服毒而死，可以说间接死于曾国藩之手。看着湘军与太平军这两路汉军杀得昏天黑地，不知北京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及叶赫那拉那帮满清权贵做何感慨，他们或许真是庆幸，天赐曾国藩这等“汉才”，挽大清狂澜于既倒，满人的政权得以再活五十年。

湘军与满清皇室的关系，在分享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成果时，一度骤然紧张起来，曾国藩有一种“卸磨杀驴”的心凉与不安，怎么办？
八旗子弟虽然对外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但在“内战”上，八旗子弟的总代表满清皇室较之中原汉族王朝，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决战时，清廷已在天京四周布下重兵，蒙古悍将僧格林沁手握蒙古战刀，虎视眈眈地盯着曾国藩的后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