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打破了两汉四百年间文人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个时期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气象、新特点，被后人概括为“建安风骨”。笔者认为，所谓“建安风骨”，实际上是时代精神，也即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反映。具体地说，在内容上多抒写动乱的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及个人怀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形式上注重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华美壮大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人生价值的发现与认识。

建安文坛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时代的面貌，是“建安风骨”形成、发展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前人对三曹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但对七子却少有详论。其实，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对七子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给七子以公允的评价，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建安风骨”的认识。本文仅就七子的诗歌与“建安风骨”之间的关系，也即七子的诗歌在“建安风骨”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些具体的分析。

（一）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亦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所谓“汉音”与“魏响”，是指建安诗歌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汉音”，慷慨悲歌，质朴浑厚；“魏响”，以情动人，华美壮大。这正是“建安风骨”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总体上看，七子的诗歌既不象曹操那样“全是汉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样“纯乎魏响”，而正是“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桥梁。

由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到抒写个人内心情性，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一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所谓“慷慨”，即激荡着悲凉忧伤的感情；所谓“任气”，即指文气盛畅，风骨遒劲。反映现实，康慨悲凉，是“汉音”的重要特征。七子作为敢于正视现实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诗歌内容充实，强烈地回响着“汉音”阶段所富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诗》其一描绘的就是一幅难民流亡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对汉末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而饥妇弃子的场面则是作者在众多的难民生活场景中精心截取的一个特写镜头，“乱世之苦，言之真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使读者对人民的苦难有了具体而真实的感受，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从军诗》其五则是具体描绘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家国残破，这正是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阮瑀的《怨诗》对现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在诗人看来，现实社会就象一条吞噬人们生命的罪恶之河，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过是河中的一粒尘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凶祸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无法挣脱。这首诗倾吐了当时社会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处在社会底层蒙受苦难的千千万万人民的怨声。另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的悲惨遭遇，应玚的《别诗》写流落他方的思乡之愁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无不激荡着慷慨悲凉之气。可以说七子的这些动人心弦的歌唱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时代的音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人民背井离乡，亲人四散，因而抒写离情别绪，便成为七子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王粲《从军诗》其二：“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这种难以抑制的忧思，正是七子在当时的共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阮瑀《七哀诗》：“出犷望故乡，但见蒿与莱”；应玚《别诗》：“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伤，哀婉动人。这种感伤的情绪尽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颓丧，却常常在悲叹中郁积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在七子的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其四）；“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刘桢《赠从弟》其三）；“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孔融《杂诗》其一）；“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其二）；“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都洋溢着乘时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当然有时也有对坎坷经历的悲叹，对时光流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但是不论是对理想的追求，还是失意时的惆怅，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动乱的现实在诗人心灵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注重抒情，并始终贯穿着昂扬奋发的基调，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基本特征。七子诗歌从反映社会现实到抒写拯世建功的情怀，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由质朴浑厚走向华美流丽，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总体上说，七子歌还是比较质朴的，尤其是他们创作的那些乐府诗，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点。但他们已开始追求语言的工丽、形式的华美，逐步走上华丽壮大的道路。鲁迅先生曾说七子的诗歌“不外是‘慷慨’、‘华丽’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确实抓住了七子诗歌的这一新特点。

（二）

在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历来“曹王”、“曹刘”并称。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公斡气胜，仲宣情胜。”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两人的特点。王粲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作家。《三国志》本传说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所以蔡邕称他有“异才”。他的作品充满才情，结构严谨精巧，语言凝炼，词藻华美，感情真挚，真是“文若春华，思若泉涌”（曹植《王仲宣诔》）。无论是言情，还是述志，都能挥洒自如，酣畅淋漓。为后人称赏的《七哀诗》其一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结构与选材上更具匠心。前人认为王粲诗意象不够雄浑，“体弱”、“质赢”，这种看法似欠公允。即以此诗而言，不仅意境阔大，而且气韵沉雄，极似魏武风韵。方东树就曾说，此诗“莽苍同武帝，而精融过之；其才气喷薄，似犹胜子建”（《昭昧詹言》卷三），确是过人之见。王粲胸怀大志，却又性格浮躁[1]。因而慷慨中常常流露出要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感情激荡，锋芒突出。故刘勰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文心雕龙·体性》）这一点在《从军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博闻强志，学识深广，善于用典，常常化用前人成句而不露痕迹。如《赠文叔良》、《思亲诗》等篇就是如此。王粲的不足之处是有些应酬之作格调不高，颂谀过甚。但就总体而言，他不愧为建安诗人中的佼佼者，前人所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钟嵘《诗品》）；“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皆不失为中肯的评价。

刘桢才情自不及王粲，但他的诗风骨遒劲，意境峭拔，则又在王粲之上。可以说刚正气盛是刘桢诗歌的鲜明特色。《赠从弟》中表现出的那种高洁、坚贞、傲岸的品格自不必说，就是一些应酬之作，也不乏清正之气，《公宴诗》没有丝毫酒肉气，倒象一首清新秀美的写景诗。《赠五官中郎将》只写对好友的深厚情意及内心苦闷，毫无阿附权贵的卑乞之气。而《赠徐斡》则更是感情激愤，充满慷慨不平之气。作品中的所谓“气”，实质上是诗人品格与气质的外化。刘桢诗“气盛”的特点，正见出其品格、个性的高洁、耿介。据史载，他曾因平视曹丕夫人甄氏而获罪被刑[2]，又曾直谏曹植以礼待家丞邢颙[3]。这种个性、品格，体现在作品中便是一种刚正之气，阳刚之美。钟嵘《诗品》说他的诗“雕润很少”，其实这算不上大缺点。刘桢诗最大的不足是反映现实的面比较狭窄，所写多是友情及个人遭际，缺少象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那样史诗式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建安诗人中成就较高的一个。他的诗“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陈祚明《采寂堂古诗选》卷七），“陈思以下，桢称独步”（钟嵘《诗品》）。与王粲相比，各有所长，堪称伯仲。

应玚早年曾飘泊他乡，历尽艰辛，故而他的作品伤感情绪较浓重。正如谢灵运所说：“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构思巧妙，以雁自喻，悲叹身世。作品将比喻、拟人、对话等融为一体，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故陈祚明说此诗“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应玚是比较重视藻饰的，他的作品辞采斐然，最接近曹植“词采华茂”的风格，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太少。

在七子中，唯有孔融与曹氏兄弟及诸子交往最少，且以书表著称。他比曹操年长二岁，严格地说应属汉代作家。他首创“离合体”，也尝试写作六言诗，只是成就不高。《杂诗》算是写得较好的，但作者归属尚有争论。孔融性格豪放，不拘礼节，然而志大才疏，最为曹氏所忌。他的诗虽含蓄蕴藉不足，然风格豪宕，也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简言之，王粲才情横溢，辞藻华美；刘桢刚正遒劲，高风跨俗；陈琳雄健气盛，磊落不平，阮瑀悲慨多气，平易质朴；徐斡清新流丽，平和自然；应玚辞采斐然，宛转深至；孔融文气豪宕，刚健质直。七子的诗歌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正体现了 “建安风骨”的内涵的丰富性，这也可以说是建安诗歌之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