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评论陈染
在她登场之初时,陈染是一个个案。而在“女性写作”多少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供选择与指认的文化角色的今天,她仍然是一个个案。她始终只是某一个人,经由她个人的心路与身路,经由她绵长而纤柔的作品系列走向我们又远离我们。以一种并不激烈但执拗的拒绝的姿态,陈染固守着她的“城堡”,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那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不如说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染并非一位“小说家”—说书人,她并不试图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这当然不是说她缺乏叙事才能,无论是凄清怪诞的《纸片》,哀婉舒曼的《与往事干杯》,诙谐温情的《角色累赘》,还是机智巧妙的《沙漏街卜语》,都证明着她的才能与潜能;她也不是哲学迷或辨析者,然而她又始终在辨析,始终在独白—自我对话与内省间、在意义与语言的迷宫中沉迷,但她所辨析的,只是自己的心之旅,只是她自己的丰富而单薄的际遇、梦想、思索与绝望。所谓“我从不为心外之事绝望,只有我自己才能把我的精神逼到这种极端孤独与绝望的边缘”。似乎作为某种“断代”的标识,对于六十年代生长的一代人说来,他(她)们在拒绝意义与传统的写作者社会使命的同时,写作成了写作行为目的的动因与支撑物。而对于陈染,写作不仅缘于某种不能自己的渴求与驱动,而且出自一种无人倾诉的愿望;一种在迷惘困惑中自我确认的方式与途径。因此,她直觉而清醒的拒斥寓言,在描述一种自我精神状态的同时,规避对某些似无可规避的社会状态的记叙与描摹。她仅仅在讲述自己,仅仅在记叙着自己不轨而迷茫的心路,仅仅是在面世中逃离:凭借写作,逃离都市的喧嚣、杀机,逃离“稠密的人群”这一“软性杀手”。写作之于她,既是“潜在自杀者的迷失地”,又是活着的重要的(如果不说是惟一的)理由,是写作为她营造着一种“需要围墙的绿屋顶”,一个中心处的边缘。
或许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后期,陈染获得机遇是由于一种必然的指认(误识)方式:陈染由于她选题与书写方式的别致,由于其作品的非道德化的取向而获得指认、赞美与质询。于彼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或曰个人化写作意味着一种无言的、对同心圆式社会结构的反抗,意味着一种“现代社会”、“现代化前景”的先声;而非道德化的故事,不仅伸展着个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而且被潜在地指认为对伦理化的主流话语的颠覆,至少是震动。的确,个人,或曰个人化,是陈染小说序列中一个极为引人瞩目的特征。我们间或可以将陈染的作品,以及围绕着她作品的喧嚣与沉寂,视为某种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标示与度量。然而,这种寓言式解读的先在预期,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陈染小说之为个案的丰富性,同时无疑遮蔽了陈染小说中从一开始便极为浓重的性别写作色彩。一个个人,但不是一个无性或中性的个人;一个个案,却从一个都市少女的个人体验中伸展出对无语性别群体的及其生存体验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