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陇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秦汉关中经济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朝从这里发轫，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终于在秦始皇时以关中经济区为大本营，征服了东方六国，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汉唐各代封建王朝建立后，为了开发西北边境，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曾不惜一切地开发河陇地区农牧手工业和商业经济，使这里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全国十分富庶的地方。

　农业方面，继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中对当时的土地分配制度、劳动制度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基础上，西汉武帝末，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搜粟都尉赵过以推行“代田法”为核心，对当时的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等进行了又一次全面、系统、重大的改革。代田法首先在京师地区试验推广，取得亩增产一斛（即一石）以上的效益后，进而推广到“边郡及居延城”，这里说的边郡，包括河陇等西北郡县。当时，河陇与关中、三河（河北、河南、河东）地区相比较，尽管地旷人稀，耕地问题并不突出，但由于“代田法”有“用力少而得谷多”（《汉书》卷２４上）等优点，加上是以政府名义推广的，因而在河陇各郡县受到欢迎。居延汉简中有不少关于“代田仓”的记载。耧犁、牛耕和人挽犁等先进工具和耕作方式的推广，使不少地方“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即产量翻一番。继赵过之后，汉成帝时的农学家氾胜之倡导的“区田法”，通过调整耕作、栽培方法，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条件，达到增收的目的，这一增产措施同样在河陇边区得到了推广。汉末三国时，魏将邓艾在与西蜀姜维对垒时，还身被乌衣，手执耒耜，在陇右一带用区田法“积谷强兵”。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封建割据性政权在继续推广区田法、耧犁、发展水利灌溉、改进灌溉方法的基础上，又采用和改进了牛犁、耙耱、叉、连枷等先进生产工具。曹魏时皇甫隆在敦煌一带教民使用耧犁、“衍溉”技术，“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三国志》卷１６）。这些先进的农业改革成果，直到隋唐前期还在社会生产中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西汉政府派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以后，汉军度过黄河，自朔方郡（今内蒙古伊盟西北）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在有水利农耕条件的地方，调动五六万军士，修渠开田，实行屯耕，这是西汉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屯田。元鼎六年（前１１１）西汉政府建立张掖、酒泉两郡后，又任命一批开田官，利用六十万人的“斥塞卒”边戍守、边屯田。后来，在陇西、金城和河西的敦煌、武威等地都先后设置了屯田，东汉时期，河陇地区除原有屯田外，还在汉阳、安定、北地等郡新开了许多屯田点。魏晋十六国北朝直到隋唐前期，统治西北的封建政权换了许多，但屯田生产的形式却相沿不废，唐代屯田发展到西北更多的军州，史载全国“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大唐六典》卷７），其中仅河西道和陇右道就有屯田３２６屯，超过了全国总屯数的三分之一。水利是西北农业包括屯田的前提条件。西汉武帝时期，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通渠置田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２９）。五凤（前５７—前５４）中，乌孙内乱，汉朝政府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１５０００人到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汉书》卷９６下）。这次开渠虽以军粮运输为主要目的，但渠开成后，兼及灌溉也是情理中的事。河西见于史书记载的水利建设；还有张掖郡得（治今甘肃张掖市）县的千金渠，敦煌郡冥安县的南籍端水灌区，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氐置水灌区，以及建武（公元２５—５６）中，太守任延在武威郡修治的渠沟，太守马援在金城郡开导的水渠等。三国时期，曹魏凉州刺史徐邈“广开水田”。其后，仓慈、皇甫隆进一步改进灌溉方法，使经济效益成倍地增长。直到唐前期，河陇地区的水利建设一直延绵不断。仅据敦煌发现的《沙州图经）记载，唐代敦煌地区的水利灌溉以甘泉水（今党河）为源头，分流灌溉，干渠有东河渠、神农渠、阳开渠、宜秋渠、都乡渠、阴安渠和北府渠共７条，每条干渠，又分许多支渠和斗渠，共计１１７条，每年灌溉沙州城周围６０００多亩粟、麦、麻、豆、菜等农作物及闲地３至６遍。此外，敦煌地区还有许多泉水和大泽，用于作物和农田的灌溉，这些水利灌溉设置，是汉唐屯田和整个农牧业经济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畜牧业是河陇经济的一大特色。汉唐以来，河陇地区的畜牧业就与关中、中原内地的农业经济有一种相需互补的关系。

汉唐河陇地区的畜牧业分私营和国营两大类。私营畜牧业以各民族上层牧（地）主所有制为主体。《史记》中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与千户侯同富。而汉代河陇有些私人养畜比司马迁说的还要多。如西汉有个叫桥姚的斥候卒，借政府开边的机会发展畜牧业，“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史记》卷１２９）。东汉初，马援在北地（治今宁夏固原）经营畜牧业，役属数百家，“转徙陇汉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建武十一年（３５），马援任陇西太守，率兵击破先零羌于临洮，获马牛羊万余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朝廷向他“赐牛羊数千头”（《后汉书》卷２４）。少数民族养畜也很多。马援在临洮破先零羌所获的马牛羊，就是羌人在金城到西海（今青海湖）一带牧养的。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畜牧业仍是河陇地区各民族经济的主要或重要组成部分。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有深目高鼻、窄袖、长靿靴的牧人和牧马图，有养猪养羊养驼及马配种图，还有宰猪宰羊宰鸡切肉图。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中也有类似的牧牛、牧马、斗鸡、椎牛、宰猪、悬肉等反映私人畜牧业情况的图画。北魏太延五年（４３９），魏太武帝率师进攻河西王沮渠牧健，“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魏军至姑臧（今武威市），见城外“水草丰饶”（《资治通鉴》卷１２３）。隋朝大业（６０５—６１８）中，吐谷浑部落战败降隋，所带“六畜三十余万”（《隋书》卷８３）。唐代以官僚、地（牧）主所有制为主的牲畜更“百倍于县官”，睿宗在位时（７１０—７１２），太平公主在陇右的牧马有上万匹（《直隶秦州志》卷１２）。开元二年（７１４）七月，吐蕃贵族入掠唐境，唐将大败吐蕃军，“获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旧唐书》卷１０３）。上述这一切，都反映了汉唐河陇私营畜牧业发展的历史事实。

　汉唐河陇经济区的发展，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汉书》卷２８下记载，秦汉以来，包括北地、安定、天水、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即河陇地区在内的“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史书还多次提到这里“山多林木”（《汉书》卷２８下）、“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卷１２９）。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唯独河陇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生产能够继续进行和发展。数百年积累渐进的结果，到唐玄宗天宝（７４２—７５６）时期，河陇地区乃出现了“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２１６）的繁荣景象。

下面进入正戏。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浑基本上已经是被打的半死不活、吐蕃还是个成长中的楞头青，因此唐帝国在西域一直独孤求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败成名”的怛罗斯之战前，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763）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765）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杀。随后大历元年（766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镇甘州，肃州。再第二年，作为杨志烈族弟而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事继续不利，只得“转进”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间地带，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只得各自为战。

杨休明大约死于大历二年，当时的河西观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逐一击破，最后周鼎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这最后一镇。从大历五年（770）开始，沙州就一直持续受到吐蕃围攻，周鼎一边固守，一边不断尝试向唐名义上的盟友回鹘求援，但是如果屠了两回洛阳的回鹘如果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了。看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打算焚城，率领军民突围东进。即使在我看来，这也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决定（请参考携带军民南下的刘备所遭遇的当阳长坂追击战）。因此周鼎的决定立刻引发了沙州军队的意见分歧，具有强烈国家荣誉感的部将们认为一旦放弃沙州，沙州将“永不为唐土”。意见分歧随即导致暴力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安西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周鼎”，率领军民继续抵抗。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活动，应者甚众。即使是这样，到787年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有没有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十几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还仍然遍地是农奴）。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 ，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得穿着汉族服装，必须如吐蕃人一般，辫发左衽（汉服均是右衽，即衣服左领压住右领，对面看是个y形状，少数民族正好相反。这是由于汉族以右为尊，少数民族以左为尊，要把尊的一边掩起来。对于汉民来说，左衽的只有两种人，死者或者蛮夷，所以在一些汉人画作里面，有时能看到左衽的人，其实那是暗指已经去世的人）。每年的元旦（春节）是汉人唯一被准许身着汉服的日子，沙州的汉人在家里穿着汉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泪流满面。

建中元年（780），当时的太常少卿（礼部负责祭祀的官员）韦伦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经陇西一带返回长安，一路见当地汉人“毛裘篷首，窥觑墙隙”，有人哭泣、有人向东跪拜、还有人密奏吐蕃在当地的虚实，盼望唐军前来收复失地。但四十多年后，唐军依然没来。

本来河陇和西域可以不这么壮烈的，不得不说猪皇帝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木子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