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九零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zheng/zhi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装。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炫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炫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代表要打倒的国民/dang旧秩序，不管它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前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zheng/zhi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zheng/fu，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zheng/ce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为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很怕谈“爱国”，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爱国”认起真来而至狂热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要谈爱国，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