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的建立和良好运转，涉及市场经济的最核心部分。要素配置由政府主导到由市场主导，将在中国的民众和企业中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及到所有阶层的经济决策方式的转变、所有企业行为方式的转轨，以及所有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的转换，必然是一项最艰难，也最具全局性的改革，至今仍然是中国无法回避的最艰巨的经济改革任务。

这项任务的主要动力和思路必然要来自最高顶层，其成败与否的责任也必然由最高顶层肩负。而且，这项任务的成功完成，也必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大功告成的主要标志。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由于承载了一切经济活动，直接涉及人类本身的生存，土地制度必然是一种全局性的制度，其改革无法由基层的零零碎碎、互相割裂的改革所替代。理由如下。

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
在阅读各地试验点材料时的最重要体会是，地方性的局部试验无法解决全局性问题的。
例如，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的代表在发言中，呼吁对各种不同用途的土地尽快作出划定。这样的呼吁自然是有道理的。可是，划定土地的分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用已经被证明十分失败的数量指标，即中央政府每年决定全国的土地总指标，然后分解到各省、各市、各县，并对指标内的土地用途进行分类。这种计划经济的办法，由于没有供与求的准确信息，造成严重问题，例如土地使用的低效，地方债的居高不下，房屋库存的难以消化，巨量农民工的难以定居，鬼城、空城和城中村同时蔓延。这种配置方法已经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否定。
另一种办法就是落实上述《决定》，用市场去决定性地配置不同用途的土地。所谓用市场配置土地，就是用价格去配置土地，包括用价格去确定土地的总量供应，用价格去决定土地的不同用途之间的相对比例，两者是同时完成的。举例来说，多少土地用于农业，多少土地用于城市扩张，是由不同用途的土地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来同时决定的。从概念上说，似乎可以单独决定农业用地的数量，或城市用地的数量。

其实不然。要获得均衡，两者必须同时决定，这也是市场配置的优点。在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某种类别的土地供应的量无法和需求的量达成均衡，价格就会波动，或者暴涨，或者暴跌，迫使区划和城规部门做调节，增加价格暴涨类型的土地供应，减少价格暴跌类型的土地供应。
为了让价格能够发挥配置作用，就要允许所有的土地，不管它们被划为农业用地，还是非农用地，都是可交易的，因而是有价的。
进一步说，即使在非农用地的内部，又可以细分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和公共用地等。它们互相之间的合理比例也要通过土地交易，通过由此产生的价格波动，通过允许套利的机会，允许土地从价格低的用途流向价格高的用途，才能完成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均衡配置。

由此看来，用价格决定所有土地在不同用途上的配置比例，是一件极为复杂的，无法回避的任务。同时，只有在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才能同时完成土地总量的配置，以及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
如果将各地的土地市场割裂开来，各地的土地价格无法互相影响，无法传递，无论是土地的总量供应，还是土地用途的分类就必然没有客观的基础，必然依靠拍脑袋的方法，配置的结果必然偏离长期均衡，因而没有可持续性。特别是在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不但国内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而且国际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都会经常变动，而这些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各地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因而影响到它们的配置比例。
例如，随着改革，许多三线城市逐渐被废弃了，那里的农业用地比例基本不变，甚至上升；而像深圳、东莞、浦东、天津滨海新区这样本来的沿海农村地区却迅速城市化了，那里的农用土地的比率急剧降低。

一般来说，任何地方的非农用地比例的上升，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地方非农用地比例的变化。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才能比较准确地知道土地的总量供应，以及在各地配置不同用途土地之间的比例。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不但局限在某些孤立的地方，而且在每一个局部试点又进一步限制单项土地用途（例如宅基地，或集体经营性土地，或山坡地）入市。这样做，完全是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在试验土地市场的发育，严重违背了土地市场配置土地的内在规律。
很明显，这些地方得出的试验结论即使对当地都没有意义，更谈不上有全局的意义。各地土地制度的试验如果真是市场导向，最关键的就必须允许所有的土地入市，才能找出当地各种类型土地的真实价格，并允许相对价格波动，达到各类土地的供求平衡。这就必然要求该地的所有不同用途的土地都可交易，并且允许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土地差价之间的套利，才能确定每一种特定用途的土地之间的合理比例。

所以，土地可交易问题不解决，所谓市场导向的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