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自幼都是生长在马上的好射手，驰骋在草原上的好骑手，而狩猎，正是全而培养他们骑射的好方法。蒙古民族成为北方民族的集大成者，大抵皆然
称“马背上的民放”、“骑马民族”或“马上行国”，对此我们无庸赘言深论。
自古以来，马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结为一体的。_日_不说他们从小就生一长在鞍马间，旦夕狩猎，使人人都成为好弓箭手，好骑手;长大成人，他们从十五岁从军，各备战马数匹，更利于征战。《事略》说:“兵士皆以民之年十五以上者充之，有骑士而无步卒。人二三骑或六七骑，五十骑谓之一纯。”《霆疏》说:“霆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行者。其出军头目，人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须一二匹。”又《蒙鞑备录》也记载说:“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飞，故马不困弊。”因其每人有马数匹之多，所以可轮番使用，而马不致疲困，及与敌军交锋，则易健马追击，不给敌方以缓兵之机。
同时，蒙古君主对马还极端重视，所以蒙哥可汗累降圣旨，禁约诸人无得将马匹偷贩外界。如有盗马一骑，则为死罪，处以腰斩之刑。马——在古代蒙古法律中成为量刑标准之一。其所以如此重要，盖战时马匹为将士的第二生命。
我国北方马，大部分属于蒙古马系，众所周知蒙古马身高不高，头略大，外貌粗糙结实，不及一些细致型马好看，然而它是适合蒙古高原环境的良驹，便于乘骑驰骋，体能耐劳，不畏气候，这非其它马种可比。《蒙鞑备录》马政条下说:“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栗之类。”蒙古马一旦驯成，皆能随骑手之意，骑手引弓放箭，则不持缰而驶之，进退自便。
马作为蒙古人最喜爱的家畜，属于家畜首位，可称之家畜中的贵族。蒙古人在牧马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其中仅其饲养之法，既甚周全;管理之方法，也尤为上乘。而这种对马匹的科学饲养、管理则从根本上保证了蒙古骑兵军马征调的后顾之忧。
古代蒙古骑兵的基本编制，即基本组织是采用十进制的，以《蒙古秘史》的记载:万户、千户、百户、什户，及左右两翼和大中军的分法。据《事略》载:“其民户体统，十人谓之排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有长”。这些恰是蒙古制度自古以来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总动员体制。所以蒙古骑兵的威力内含于蒙古制度中。蒙古的可汗们在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总是做一次“户丁编审”，看看究竟能够总动员到什么程度。“户丁”与“军马”是同时征调的，从征是臣民们对于蒙古可汗或封主的主要义务之一。所以人民并不因当了战士而支领薪晌，增加可汗的负担。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那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强制劳动，某人应负担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
古代蒙古骑兵，不仅有充足的战争后勤保障，同时也有自备弓马的良好传统。据《霆疏》中说:“其出兵，头目人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须一二匹。”可见，蒙古骑兵战时自备战马等装备，都是很充分的，但由于后来战局扩大，军马所需增大，才出现军马征调的特别法。
正是在这种全民动员的征调制度下，蒙古帝国在长期的战争中可以最大化的集中整个民族的全部力量来投入战争。中国蒙古族起兵朔方，其所以能战胜攻取者，这里我们暂不论其政治的，经济的其它原因，骑兵为其主要利器，所以国外军事家们说，当战术尚未进步时代，在平原上骑兵最是优越。而蒙古人则拥有当时世界上第一优良的骑兵。蒙古统帅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本部，降服西域，皆赖其骑兵，应该说这一评论是公正的。正如金主陷于绝境时，其哀宗说:“恃北方之马力，资中原之技巧，联实无可如何!”其言哀坳，更是证明蒙古骑兵一统中国大地，其伟业不可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