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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作者：刘学堂李文瑛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4)02－0079－10
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初步奠定了内陆欧亚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①。进入青铜时代后，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规模渐大，文化深度接触与交融，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欧亚大陆西东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青铜之路”来概括，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彩陶之路”来概括，关于后者我们将另文介绍。与汉代开始形成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以丝绸为主要媒介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样，史前“青铜之路”涵盖的内容也很多。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这些都构成了史前“青铜之路”研究的内容。史前“青铜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引发了中原地区的“青铜革命”②。因此，史前“青铜之路”的研究，对探索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青铜器技术西东向传播
冶铜术的发明及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内陆欧亚的青铜技术最早发生在这一区域的西南部，然后向周围传播，其中南北向和西东向的传播是青铜技术传播的主要方向和途径。
(一)中亚西部早期铜器的发现
青铜技术东向传播首先进入中亚西南部绿洲区。中亚南部绿洲区新石器时代安诺遗址(Anau)文化层中发现了少量青铜器。纳马兹加遗址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少量铜针、别针作为工具使用的厚重铜片以及用铜片锻打的凿形器物等。在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文化层，这里的青铜制器技术达到新的高度。青铜时代以后，中亚南部许多重要的遗址普遍发现青铜制品。中亚西南部绿洲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青铜冶制技术，也快速向北方欧亚草原传播，总的看来亚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晚于欧洲草原。青铜器沿着欧亚北部森林草原向东分布，公元前3千纪中叶到公元前2千纪初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中发现青铜器。虽然中亚西部不同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看，公元前5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初创期，公元前4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公元前3千纪是青铜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期，公元前2千纪进入青铜文化逐渐衰落的晚期阶段。
(二)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与中亚西部毗邻的新疆地区，可能在公元前的3千纪开始就陆续有了青铜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成熟和繁荣的青铜文化突然出现在天山的部分区域。
1973年，新疆天山的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采集有17件铜器，推测年代在前3000年左右③。1979年，在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只见有零星的小铜件，不过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④，暗示了当时青铜工具的广泛存在。2002—2005年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在墓地木棺前竖立的反映生殖崇拜的男根、女阴立木的顶部，具有与上天沟通意味的高大涂红木柱(高4—5米)的根部常常嵌入小铜片，墓主人身下也常见小铜片随葬。另外还发现有带銎铜镞、具钮的圆形铜镜、耳环等⑤。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小河文化。据所测的碳十四数据，小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⑥。
图1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装饰品
20世纪80年代，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掘的700余座青铜时代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器，总数当以千计。这里一座墓葬内经常出土数件甚至数十件青铜器，主要为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装饰品中常见有耳环、手镯、簪、牌饰、扣、珠、管、镜、铃铛等。生产工具和武器中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锥、镞等。将墓地出土的大量彩陶的类型和特征与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四坝文化同类器物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分析，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中叶⑦。
(三)甘青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是甘青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成型的铜器，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千纪⑧。此后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个别墓葬中，发现属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的零星铜器⑨。进入公元前2千纪初以后，青铜冶制技术在这一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突然快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数量多、类型丰富、特征明显的青铜器群。
图2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铜器
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的范围内⑩。四坝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普遍发现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所见类同。甘青东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它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齐家文化铜器发现地点较为散乱，不少铜器为采集品，集中在齐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11)。2008年，甘肃临潭陈旗乡磨沟遗址发掘的属于齐家文化的346座墓葬中，出土铜器100多件，接近此前齐家文化已知铜器的总和，是近年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重要发现(12)。
图3 齐家文化发现铜器
(四)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黄河流域最早的一件铜器出自陕西临潼姜寨，是一件残的黄铜片，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据碳十四测定，这件铜片的年代为公元前4675±135年。然而，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13)。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偶见有残铜，它们的年代都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14)。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15)，各地出土铜器的遗址点相对多了起来，但相对于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而言，仍是零星发现。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夏代，除二里头文化外，其它的考古文化中铜器的发现仍然零散。
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且集中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他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依然只是偶见。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的大型聚落址，据统计，在二里头遗址所出铜器有18个品类104件，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2件、二期的7件、三期的43件、四期的50件。一、二期的器物为刀、铃、锥、牌饰等，三期开始，青铜器不仅数量激增，也呈现出崭新面貌，除戈、锛、钺等工具和武器外，出现了用于礼制的容器爵，第四期鼎、爵等礼制容器的种类增多，开始形成中原传统的青铜器体统(16)。据碳十四测年，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为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第三、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末到公元前16世纪中叶(17)。拟合后的数据，第一期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585—1545年间，第四期的年代则在公元前1565—1530年间(18)。所以，近来有学者甚至把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19)。
(五)砷青铜的发现
砷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出现最早的合金。伊朗Susa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19件铜器中有6件铜器的含砷量1％；属于公元前3900—3500年的一处遗址出土的18件铜器中，有11件是砷青铜，含砷量高达5％，被认为是人类最早使用砷青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公元前4000年前后，砷铜广泛传播，在许多地方逐渐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公元前3500—3000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希腊及东南欧部分地区均使用过砷铜制品，公元前3000—2000年的意大利、伊比利亚及高加索出现过砷铜器，公元前2500—2000年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也发现了砷铜器。锡青铜大约于公元前第4千纪在近东地区出现，但真正替代砷铜是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亚欧草原西部是发现早期砷青铜的最重要地区，青铜时代的中期，欧亚大陆交界处的乌拉尔一带就出现了砷铜的重要生产中心。俄罗斯考古学家切尔尼克认为，砷青铜在阿尔泰地区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技术由西向东传播(20)。
新疆地区，最初在鉴定哈密五堡墓地青铜器时，发现2件含砷量在3％—5％的砷青铜。天山北路墓地最初检测出一件含砷量在2％的锡砷青铜，后来又在89件铜器中发现了10件砷铜。小河墓地出土有少量含砷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镞的含砷量达7.1％。甘青地区，最初在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墓地检测出几件砷铜制品，但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出现与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21)。后来在检测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的65件铜器时，找到5件含有少量砷的青铜器，再后来对29件样品进行检测时，又找到了13件含砷量超过了2％的含砷铜器，确定为砷铜器。齐家文化同德宗日遗址检测的7件铜器中，有3件砷青铜，尕马台齐家文化的8件铜器中有1件砷青铜。近年对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46件铜制品做无损分析时，找到22件含砷铜器，至少1件可以确定为砷青铜(22)。甘肃玉门古董滩青铜冶炼遗址采集的2件残铜标本，均为砷青铜。玉门砂锅梁熔铜遗址采集的12件标本中有4件为砷青铜(23)。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各期有限的铸铜遗物样品中发现少量含砷的锡(铅)青铜。但研究表明“不排除二里头遗址存在单独配制砷铜的可能性”(24)。
中国早期的含砷青铜集中发现在新疆的东天山地区，在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较为普遍地发现，二里头文化只有少量发现。可见，中国境内的早期砷青铜器存在西多东少、西早东晚的趋势，欧亚西部砷青铜器向欧亚东部传播的线路十分清楚。至黄河流域中原体系的青铜器形成后，砷青铜也就跟着消失了。
(六)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
至少在公元前3千纪初，中亚西部多数地区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千纪前后，零星的青铜器出现在中亚东部的新疆、甘青和中原个别区域，直到公元前3千纪中叶结束，中原地区虽然各种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也只在个别区域偶见有青铜器残片。公元前3千纪是欧亚西部早期青铜技术向东部传播的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罗布泊小河墓地等新疆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与半个世纪以来甘青地区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表明，至少到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掌握着先进冶铜技术的西来人群大规模地进入新疆天山一带，特别是进入东部天山后，很快与这里的地方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使这一区域的青铜文化异军突起。源于西方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并未在东天山地区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东传播到河西走廊及甘青地区的黄河上游一带，被当地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人群所接受。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征，但总体上与新疆东天山早期青铜器从制作技术、器物类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从而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25)。公元前3千纪后半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偶见的青铜器残片，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也很可能与这一时期青铜制品的东传有关。公元前2千纪前后，在中亚东部形成了冶铜制铜中心，并很快进入中原腹地。公元前19世纪以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偶见的刀、铃、锥、牌饰等，也都是在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首先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因素，特别是二里头遗址中的长方形和圆形牌饰、环首刀等类器物，尤具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26)；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戚(斧)(27)和青铜戈，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或者受到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銎斧的影响而产生(28)。在中原地区，直到公元前17世纪以后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成组的青铜礼器青铜鼎、爵、斝、盉等才突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并很快形成了中原青铜器的传统。
图4 二里头遗址铜器中的西来因素
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作者：刘学堂李文瑛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4)02－0079－10
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初步奠定了内陆欧亚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①。进入青铜时代后，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规模渐大，文化深度接触与交融，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欧亚大陆西东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青铜之路”来概括，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可以用史前“彩陶之路”来概括，关于后者我们将另文介绍。与汉代开始形成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以丝绸为主要媒介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样，史前“青铜之路”涵盖的内容也很多。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这些都构成了史前“青铜之路”研究的内容。史前“青铜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引发了中原地区的“青铜革命”②。因此，史前“青铜之路”的研究，对探索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青铜器技术西东向传播
冶铜术的发明及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内陆欧亚的青铜技术最早发生在这一区域的西南部，然后向周围传播，其中南北向和西东向的传播是青铜技术传播的主要方向和途径。
(一)中亚西部早期铜器的发现
青铜技术东向传播首先进入中亚西南部绿洲区。中亚南部绿洲区新石器时代安诺遗址(Anau)文化层中发现了少量青铜器。纳马兹加遗址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少量铜针、别针作为工具使用的厚重铜片以及用铜片锻打的凿形器物等。在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文化层，这里的青铜制器技术达到新的高度。青铜时代以后，中亚南部许多重要的遗址普遍发现青铜制品。中亚西南部绿洲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青铜冶制技术，也快速向北方欧亚草原传播，总的看来亚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晚于欧洲草原。青铜器沿着欧亚北部森林草原向东分布，公元前3千纪中叶到公元前2千纪初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中发现青铜器。虽然中亚西部不同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看，公元前5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初创期，公元前4千纪是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公元前3千纪是青铜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期，公元前2千纪进入青铜文化逐渐衰落的晚期阶段。
(二)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与中亚西部毗邻的新疆地区，可能在公元前的3千纪开始就陆续有了青铜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成熟和繁荣的青铜文化突然出现在天山的部分区域。
1973年，新疆天山的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采集有17件铜器，推测年代在前3000年左右③。1979年，在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只见有零星的小铜件，不过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④，暗示了当时青铜工具的广泛存在。2002—2005年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在墓地木棺前竖立的反映生殖崇拜的男根、女阴立木的顶部，具有与上天沟通意味的高大涂红木柱(高4—5米)的根部常常嵌入小铜片，墓主人身下也常见小铜片随葬。另外还发现有带銎铜镞、具钮的圆形铜镜、耳环等⑤。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小河文化。据所测的碳十四数据，小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⑥。
图1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装饰品
20世纪80年代，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发掘的700余座青铜时代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器，总数当以千计。这里一座墓葬内经常出土数件甚至数十件青铜器，主要为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装饰品中常见有耳环、手镯、簪、牌饰、扣、珠、管、镜、铃铛等。生产工具和武器中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锥、镞等。将墓地出土的大量彩陶的类型和特征与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四坝文化同类器物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分析，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中叶⑦。
(三)甘青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是甘青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成型的铜器，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千纪⑧。此后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个别墓葬中，发现属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的零星铜器⑨。进入公元前2千纪初以后，青铜冶制技术在这一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突然快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数量多、类型丰富、特征明显的青铜器群。
图2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铜器
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坝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的范围内⑩。四坝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普遍发现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所见类同。甘青东部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它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齐家文化铜器发现地点较为散乱，不少铜器为采集品，集中在齐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11)。2008年，甘肃临潭陈旗乡磨沟遗址发掘的属于齐家文化的346座墓葬中，出土铜器100多件，接近此前齐家文化已知铜器的总和，是近年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重要发现(12)。
图3 齐家文化发现铜器
(四)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
黄河流域最早的一件铜器出自陕西临潼姜寨，是一件残的黄铜片，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据碳十四测定，这件铜片的年代为公元前4675±135年。然而，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13)。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偶见有残铜，它们的年代都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14)。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15)，各地出土铜器的遗址点相对多了起来，但相对于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而言，仍是零星发现。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夏代，除二里头文化外，其它的考古文化中铜器的发现仍然零散。
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且集中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他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依然只是偶见。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的大型聚落址，据统计，在二里头遗址所出铜器有18个品类104件，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2件、二期的7件、三期的43件、四期的50件。一、二期的器物为刀、铃、锥、牌饰等，三期开始，青铜器不仅数量激增，也呈现出崭新面貌，除戈、锛、钺等工具和武器外，出现了用于礼制的容器爵，第四期鼎、爵等礼制容器的种类增多，开始形成中原传统的青铜器体统(16)。据碳十四测年，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为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第三、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末到公元前16世纪中叶(17)。拟合后的数据，第一期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585—1545年间，第四期的年代则在公元前1565—1530年间(18)。所以，近来有学者甚至把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19)。
(五)砷青铜的发现
砷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出现最早的合金。伊朗Susa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19件铜器中有6件铜器的含砷量1％；属于公元前3900—3500年的一处遗址出土的18件铜器中，有11件是砷青铜，含砷量高达5％，被认为是人类最早使用砷青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公元前4000年前后，砷铜广泛传播，在许多地方逐渐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公元前3500—3000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希腊及东南欧部分地区均使用过砷铜制品，公元前3000—2000年的意大利、伊比利亚及高加索出现过砷铜器，公元前2500—2000年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也发现了砷铜器。锡青铜大约于公元前第4千纪在近东地区出现，但真正替代砷铜是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亚欧草原西部是发现早期砷青铜的最重要地区，青铜时代的中期，欧亚大陆交界处的乌拉尔一带就出现了砷铜的重要生产中心。俄罗斯考古学家切尔尼克认为，砷青铜在阿尔泰地区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技术由西向东传播(20)。
新疆地区，最初在鉴定哈密五堡墓地青铜器时，发现2件含砷量在3％—5％的砷青铜。天山北路墓地最初检测出一件含砷量在2％的锡砷青铜，后来又在89件铜器中发现了10件砷铜。小河墓地出土有少量含砷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镞的含砷量达7.1％。甘青地区，最初在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墓地检测出几件砷铜制品，但当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出现与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21)。后来在检测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的65件铜器时，找到5件含有少量砷的青铜器，再后来对29件样品进行检测时，又找到了13件含砷量超过了2％的含砷铜器，确定为砷铜器。齐家文化同德宗日遗址检测的7件铜器中，有3件砷青铜，尕马台齐家文化的8件铜器中有1件砷青铜。近年对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46件铜制品做无损分析时，找到22件含砷铜器，至少1件可以确定为砷青铜(22)。甘肃玉门古董滩青铜冶炼遗址采集的2件残铜标本，均为砷青铜。玉门砂锅梁熔铜遗址采集的12件标本中有4件为砷青铜(23)。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各期有限的铸铜遗物样品中发现少量含砷的锡(铅)青铜。但研究表明“不排除二里头遗址存在单独配制砷铜的可能性”(24)。
中国早期的含砷青铜集中发现在新疆的东天山地区，在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较为普遍地发现，二里头文化只有少量发现。可见，中国境内的早期砷青铜器存在西多东少、西早东晚的趋势，欧亚西部砷青铜器向欧亚东部传播的线路十分清楚。至黄河流域中原体系的青铜器形成后，砷青铜也就跟着消失了。
(六)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
至少在公元前3千纪初，中亚西部多数地区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千纪前后，零星的青铜器出现在中亚东部的新疆、甘青和中原个别区域，直到公元前3千纪中叶结束，中原地区虽然各种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也只在个别区域偶见有青铜器残片。公元前3千纪是欧亚西部早期青铜技术向东部传播的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罗布泊小河墓地等新疆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与半个世纪以来甘青地区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表明，至少到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掌握着先进冶铜技术的西来人群大规模地进入新疆天山一带，特别是进入东部天山后，很快与这里的地方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使这一区域的青铜文化异军突起。源于西方的冶铜和制铜技术并未在东天山地区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东传播到河西走廊及甘青地区的黄河上游一带，被当地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人群所接受。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征，但总体上与新疆东天山早期青铜器从制作技术、器物类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从而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25)。公元前3千纪后半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偶见的青铜器残片，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也很可能与这一时期青铜制品的东传有关。公元前2千纪前后，在中亚东部形成了冶铜制铜中心，并很快进入中原腹地。公元前19世纪以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偶见的刀、铃、锥、牌饰等，也都是在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首先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因素，特别是二里头遗址中的长方形和圆形牌饰、环首刀等类器物，尤具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26)；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戚(斧)(27)和青铜戈，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或者受到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銎斧的影响而产生(28)。在中原地区，直到公元前17世纪以后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成组的青铜礼器青铜鼎、爵、斝、盉等才突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并很快形成了中原青铜器的传统。
图4 二里头遗址铜器中的西来因素
橘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