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格局。当时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发展。但在西汉时,由于朝廷的移民虚其地政策,瑞安此前二三千年的进化历史被强行中断,从而使东瓯与中原经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
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
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
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
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
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
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
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
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
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
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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