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则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了，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才使得人口猛增成为可能，流民四起以致天下大乱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 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但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
在物质层面之外，就精神层面而言，儒家秩序的普遍主义取向，在中原王朝时期会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于其普遍主义有着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时期才真正获得普遍性的释放——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 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
结语
在草原－中原这样一种大的地理视野下再来看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所发生的空间，并不是个单一均质的空间，而是个多元复合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结构复杂性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同时包含着多种生态－文化－经济区域，诸区域内所生活的人群在历史上起着各自差异很大、又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他们以有时是对抗、有时是合作的方式，联手推动了帝国秩序的形成与自我超越。
长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国，拥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但因其文治的孱弱，而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国，主张着精神的普遍性，但却迷失在狭隘的特殊视野当中。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草原而获得展开，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中原而获得自觉。在超越农耕－草原的多元帝国当中，古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其普遍性，作为体系的中国，也才获得其精神凝聚力。而能够建立起古代的多元帝国的担纲者，不会是来自纯粹的农耕或者是纯粹的草原的任何一方，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与治理逻辑；担纲者必定来自农耕－草原的过渡地带。过渡地带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脚，便必须能够同时理解农耕与草原，一旦天下大乱，则他们是惟一有能力整合两个方向资源的人群，从而能够担纲起结合草原的视野与中原的精神的使命，建立起一个覆盖大疆域多族群、遂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国。
中国的历史，因此便是一部体系史，这个体系内部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构成了世界历史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变量。中国的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也必须以对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以对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前提，在一个时间结构当中逐渐地实现。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tansuoyuzhengming）2017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