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她对孔家的护短对他的政权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损伤，这在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运动中最为明显。但是看他的日记，他却并未这样认识，这里面有他对她的信任、理解与心疼吧。1948年年底，她去美国争取援助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到：“昨夜与妻聚谈，依依不舍，夫妻爱情老而弥笃，屡想中止其飞美也，但为国家外交计，不能不令其行”“午夜妻又悲泣不止，彼称为何国家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绝无如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1945年后，孔宋两家因为种种原因先后失势，他不但没有因此看轻她，反而心疼她被各类“孔宋丑闻”所伤。“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1947年他曾在日记里写下与她合葬的心愿，为此他似乎宁愿不葬中山陵。“愿吾夫妻将来终老于此（溪口），生则同乐，死则同穴，若果国葬而不能同穴，则夫妻皆不愿同国葬。”1948年前后，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又有许多将士选择投靠中共。这个时候，她的支持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安慰。“可说今日环境之恶劣，为前所未有。而最足自慰之一点，就是余妻对余之信仰与笃爱，始终为余之慰藉。”“六时半起床，妻言：‘星期日应可多眠一时，稍节劳力，你尚不知自发已全白，长此操劳，精力何以为继。’余闻之只有彼此怜惜。”她要他多睡一会，“你不知道你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危难中夫妻间的酸楚与温情溢于言表。到了1949年5月，上海眼看也要守不住了，那时她在美国。在无比的焦头烂额中，他还抽时间去到岳父岳母的墓前告别，也是替她给爸爸妈妈最后一次扫墓，之后回到他们新婚时住的爱庐去看最后一眼。“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1950年的台湾风雨飘摇，她已在美国安顿好的家人劝她留在美国，不要再回台湾。但她毅然回到他的身边，与他共同面对一切。
我觉得他们婚姻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有一个属于两个人孩子。她和她的二姐一样，也在战乱中流产。之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两次怀孕都小产了。晚年她还曾对身边人遗憾地说：“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女儿。”我有时觉得，他之所以和她一起纵容孔家几个娃（后来在台湾，在孔家已经失势后仍然如此），也是怜惜她没能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吧，他懂得孔家的几个孩子对她的意义及在她心中的位置。他知道前妻所生的儿子对继母并没有那么真心，所以时时维护着她，并努力确保他去世之后她在蒋家的地位。为了缓和她与蒋经国的矛盾，他甚至还曾假借她的名义给蒋经国发过慰问电报。他曾经留下过好几份遗嘱，每一份都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认她为“唯一之母”。临死前他曾嘱托儿子，要“以事父之心事母”。
在他去世后3年，极少感情外露的她在给蒋经国的一封信里深情地怀念了他。“经国览：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音足声皆冥冥俨然，不禁唏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求学。返国后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缡，可谓自龀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萦怀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鹄的，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忝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绪，乃罄心之。母，4月1日”。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57255151/

★ Diary 7
2016.6.9
宋家姐妹：相隔十年的两张照片
这是对比之下让人伤感的两张照片，是三姐妹在不同的岁月，以同样的位置、相似姿态拍下的。第一张拍摄于1920年前后，第二张拍摄于1929年6月，仅仅是粗看过去，就能感觉到这十年里变化的不仅仅是岁月与年龄。在第一张照片里，三姐妹顽皮地很有技巧地挤在了一张椅子上，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看不出她们之间有太大的差异，更丝毫看不出日后分裂的痕迹。第二张照片里，庆龄向后梳的头发、孀居的黑衣则和姐姐妹妹流行的刘海与华丽的旗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也一眼看得出来她们是三姐妹，但总少了当年亲密、无拘无束的感觉。庆龄的妆依然精致，但明显已经跟照片中的贵妇人般的姐姐妹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在第一张照片里，庆龄正处于她结婚十年里最为安定的岁月，1918年孙护法运动失败，由广州辗转日本回到上海，此时庆龄因为父亲病重去世已经先期回到上海。虽然处于一生事业的低潮期，但他们的生活上却似乎终于安稳了起来。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者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919年6月，他在刚出版的《孙文学说》上题写“to my beloved wife”赠给庆龄。
庆龄晚年曾回忆起婚后在上海的这两年：“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欢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有著名科学家汉道科•埃利斯、作家卫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能感觉到一种踏实与安心。马湘也曾在回忆孙的文章中写到过那段相对安稳的岁月，孙和庆龄的生活终于有了规律，还常常一起散步、逛书店买书。庆龄的家人当时也都在上海，那时她肯定常常回家看望母亲跟弟弟妹妹吧。那是她爱情与亲情都拥有的岁月，一生中难得的好时光。照片中，她脸庞清秀，眼神安宁又有一点点懵懂，是一种被保护得比较好的感觉。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1920年11月，她再次跟着孙南下广州，等到再次返回上海时，已经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之后，那时她已经在逃亡途中小产，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第一张照片中的美龄刚大学毕业回国两三年，还处在一种探寻生活目标的状态中，神态中有一种跃跃欲试。美龄很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虽然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有时也会用吐槽的语气说起她的家人，比如说她的两个姐姐看到新衣服就想着买给她，因为她是小女儿，姐姐们总想着去打扮她，而她并不喜欢被这样对待。还有两个姐姐总爱聚在一起商量她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如果不嫁人的话以后可以做什么，她为此非常烦恼。但在这些看似不耐烦的吐槽中，透露出的其实是三个人的感情相当的好，并且来往也很密切。当时只道是寻常，往后大半生的岁月，美龄都不可能再用这样的语气去谈起她的二姐了。照片中，美龄的手随意地搭在两个姐姐肩上，可以看出此时她们的亲密无间。跟后一张照片中略带矜持的笑容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第二张照片和第一张照片之间隔着十来年的时光，也隔着三姐妹人生境遇的巨大改变。在这十年里，孙去世，紧接着是4•12政变，7•15政变……其余的宋家人都站在了蒋这一边，庆龄则孤独地踏上海外流亡之路。她失去了深爱的可以寄托梦想的人，也几乎失去了曾经亲密无间的家人，1929年6月1日，孙的灵柩由北京西山碧云寺移往南京中山陵，庆龄回国在南京参加了奉安大典，之后返回上海。6月9日，美龄由南京到上海，想请二姐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蓝党的三届二中全会。那一天，在上海的宋家人因美龄的到来聚在一起，拍下了一些照片，第二张照片就是这个时候拍的。
在第二张照片里，庆龄似乎还沉浸在奉安大典的哀痛中，目光中饱含忧伤，依然清秀的脸庞神情是那么凝重，是因为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深爱的人，还是担心着国家的前途未来，也许，对她来说，这从来都是一体的吧。从照片上看，她和美龄神情、装扮的反差都是巨大的。美龄已经在两年前嫁给蒋，此时的她开始慢慢有了第一夫人华丽的光芒。在二姐遭遇人生的伤痛与寒流时，命运偏偏把她推上了那个耀眼的位置。对庆龄来说，曾经听话的小妹妹竟然嫁给了她最为痛恨的人，她的心里充满了失望与愤怒吧。多年后，她还跟一个外国记者说起妹妹的婚事：“他们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虽然她紧接着又补充：“现在有爱情了，如果没有美龄，蒋会更坏”，但依然可以想象她最开始对妹妹的婚姻选择是多么地失望。
美龄来上海的目的是劝说二姐一起去南京，但庆龄拒绝了。这是接下来二十年里美龄被二姐拒绝的N多次中的第一次，心里多少有些尴尬吧，照片里，她的笑容和姿态似乎都不是最自然的状态。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十几年后在重庆，陈布雷的外甥目睹了另一起美龄被庆龄委婉拒绝的场景，并且记录了下来。那是抗战在重庆的时候，美龄希望庆龄能住到她和蒋为她安排的黄山别墅中：
“只听到宋美龄的声音，显然是对宋庆龄说的：‘这所房子一共有五间。您看，中间一间大厅会客，已装电话。这边两间您自己住，后间改装为卫生间，我们马上动手。对面两间给您的秘书和女佣住。’接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darling， 你看好不好？’蒋与宋庆龄未开腔，大概蒋是微笑颔首吧。因为这出戏，蒋是导演，登台主角是宋美龄，蒋不便表现得过分热情。接着她们又光顾对面两间房，并到后面大阳台眺望。我依稀听到宋美龄在阳台上说：‘这里夏季乘凉多好！’她说这说那，指点袁副官如何装修。蒋始终没有出声，宋庆龄只应付了一句：‘环境很好，不过太不方便。’这时宋美龄又说：‘我们有专船和专车，还有电话供您使用，您若不喜欢内线电话，可另装一台外线电话，有什么不方便？’宋庆龄这时才又加了一句：‘朋友们来看我，太不方便。’”——整个过程看着都能感受到美龄的尴尬，甚至有一点难堪，而这种尴尬，也许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常常弥漫在她和庆龄两人的相处中，除非完全不谈政治。
两张照片中生活没太大的变化的就是蔼龄了，当然，她也因为美龄与蒋的婚姻让自己丈夫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大姐永远都是有计划的、从容不迫的，只是相比两个妹妹显得有些老气，一个人的心境真的是多多少少会体现在脸上的。那一天，除了三姐妹自己的合影，她们还和妈妈一起照了一张照片，当时在上海的宋家人也在一起拍了全家相。在这次团聚三个月后，庆龄又一次离开中国流亡海外，等她两年后因为奔丧再次回国时，已经永远失去了母亲。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63236407/

★ Diary 8
2016.7.8
宋美龄的面容
关于外貌与岁月的变迁，美龄跟庆龄也是不一样的，庆龄从十几岁的少女时代就非常美，孀居后伴随着那种略带孤冷的气质，一直美到年过半百，直到晚年开始不健康地胖起来。可是长久以来对她的宣传，却是以她晚年的形象为标准，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庆龄在我心中都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慈祥老太太。后来看到她年轻时照片，有一种深切的震撼。而美龄呢，一直听说她是三姐妹中最美的，但一开始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时，真有种不以为然的感觉。因为她在相当长的成长岁月并不算好看，但后来越来越美，在1940年代达到极致。她的美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积累起来的，是她个性与经历的一种综合。翻看她历经岁月变迁而改变的面容，会发现时间的沉淀真的可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一般，从一个外表普普通通的小姑娘长成为风华绝代的第一夫人。岁月并非所有人容颜的杀手，有时它甚至能展现出美容师一般的魔力。
这是美龄十多岁时在美国的照片，那时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胖乎乎的，谈不上多么好看，但懵懂的可爱还是有的。她是一个成绩很好对周围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姑娘，刚到美国的两三年里甚至发生了爬到树上去玩却下不来的趣事。那时她估计也没像后来那样花很多心思在怎么看起来更好'看上。有同学回忆大学时的她：“她热情真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这应该是蒋宋二人新婚不久的照片。如果不是已经熟悉美龄的容貌，单从照片上看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年代上海普通有钱人家少妇，还没有真正具备第一夫人那种高贵的气质与华丽的光茫。但这张照片已经比那张著名的婚礼照片好看很多，也许是婚纱并不适合她，那张照片上的美龄相当老气，又显胖。
不过和第一张照片相比，可以看出美龄精致了很多。感觉她是在二十岁回国后才开始真正注重外表，也开始在各种社会事务与社交场合培养和积累自己。嫁给蒋后，她的平台一下子广阔起来，终于避免了她曾担心的普通有钱人家女儿或妻子那种在社会事务中点缀性的亮相。婚后，她全力支持蒋的事业，也尤其关心孤儿及因公殉职人员的遗属。这一时期她还没有后来那么耀眼，多数是在幕后，但对蒋的方方面面一直有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在纷繁的事务中，她变得越来越好看了，面容慢慢有了一种协调与柔和的感觉，这除了本身长久以来对容貌的在意，跟她整个人的成长以及幸福的婚姻生活也有关吧。

在1940年代，伴随着抗战的烽火，美龄迎来她一生中最好看的时光。这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上下，即使在今天，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个年龄也不再跟美丽有关了。但美龄却在这样的年龄里绽放出了她最美丽的光茫。她改变了发型，看上去有点怪异的留海没有了，头发全部温柔地挽起，露出光洁的额头（个人认为这也是最适合她的发型：）此时她的面容里，除了本身已经具备的高贵与优雅外，还有了一种柔软的韵味，带着母性的美，虽然她并未做过真正的母亲。1943年，她出访美国与加拿大，并在美国国会等多个盛大场合发表演讲，打动了无数普通美国人，也把自己最美的面容定格在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里。
从普通有钱人家姑娘的样子到具备第一夫人高贵与绝美的神韵，美龄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在战乱的中国，属于第一夫人的并不只有光鲜的表面，焦虑与压力也无处不在。她还在一次去前线慰问的路上遭遇空袭，出车祸受了伤。然而这些经历并未击伤她，反而化为磨练心智的闪光。她人到中年却越来越好看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这不是那种单靠保养与打扮就可以达到的好看。当然她一直努力保持着身材，每天都会称体重，有时晚上只吃一点点蔬菜沙拉，以至于蒋曾笑话她“你是羊投胎的吗，怎么总是吃草呢”：）

还想发一张西安事变后美龄到达西安时的照片。那是她人生中最为危机的时刻之一吧，下飞机前她还拿出一把枪交给身边的人说：“如果待会儿他们对我无礼，请将我枪毙。”之后她走下飞机，努力镇定微笑，以常态与张杨寒暄。在跟蒋见面后，蒋激动得哭了，她只是努力平静地说，我来看你了，安抚蒋的情绪。“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还有在《世纪宋美龄》纪录片中看到的一个镜头，她在演讲，带着笑容，我却总觉得笑容里有一种凄凉的意味，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在向美国宣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生中最为失意凄惶的时刻，她的面容还是镇定和从容的。

晚年的美龄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起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我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鹄的，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这样的教导，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未必能够体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的苍茫大海上，小时候的教诲与生活互为触动互相印证，慢慢化成生命的韧性，成为她面对一次次风浪与一个个暗礁时的温柔但有力的对抗。
台湾岁月是蒋宋二人一生中相对黯淡的岁月，但晚年的他们看上去都越来越慈祥了。不再有连绵不断的征战，也不再需要辛苦地与不同政治派系周旋，在晚年他们二人的面容上，都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放松。美龄尽管与蒋经国关系不大好，但和蒋家第三代却建立了真正的美好的感情，也能享受到了天伦之乐。美龄是个受孙辈喜欢与信任的人，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想要嫁给大她十多岁且离过两次婚的俞扬和时，蒋经国怎么都不答应，蒋孝章的几个兄弟更是扬言要去找俞算帐，蒋家一时乌云密布。后来蒋孝章找到美龄，美龄同情她理解她，或许她想到了自己和自己二姐当年一开始不被家人接受的婚姻。于是她出面去劝说蒋经国，又在两家之间打圆场，终于平息了蒋孝章婚姻带来的各种冲突，蒋经国最终接受了女儿的选择。

蒋介石去世后，美龄移居美国。尽管有孔家的几个孩子陪伴，蒋家的后人也一直很尊敬她，但生活毕竟寂寞了许多，她迎来了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能够长寿是一种幸运，也展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但长寿也意味着将送别所爱的人一一远去，有很多时候她亲自送别的人甚至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家族第二代与第三代。亲人离世的伤痛，与死亡一次次靠近的恐惧，应该是再多宗教教诲也无法完全驱散掉的吧。
但美龄还是保持着美丽与尊严。她在晚年也一直保持对自己外表与身材的要求，在八九十岁的年龄还会兴致勃勃地和身边的人聊外面流行的服饰和头型。1995年二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她再次来到美国国会，回到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所登上的舞台，向世界展现了一位97岁老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人生中那些布满危机与痛楚的时光，痛失故土且永远回不去家乡的悲凉，无数关于自己关于家族的恶毒谣言，一一送别最亲近的人离开，都没能真正击伤她。这张照片中她的面容，虽然掩盖不了岁月的痕迹，但更能让人看到神情里蕴含的从容、大气，令人感动与骄傲。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69065888/

★ Diary 9
2016.8.3
陕西北路369号：努力留住的家
上海市陕西北路369号是宋家1918年后在上海的住宅。
1918年宋爸爸去世后，整个家被悲伤笼罩。美龄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家里走到哪儿都会想起父亲”。于是，宋妈妈带着四个还未成家的儿女搬去了位于陕西北路369号的新家，这是一栋两层楼的英式别墅。1927年12月美龄结婚，她与蒋宗教仪式的婚礼就是在这里的一楼大厅里举行的。他们的婚礼也意味着宋家的第一次分裂，意味着庆龄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分道扬镳。而在这之前的1920年代，在这栋房子里，留下了宋家亲人之间最后的好时光。美龄、子文、子良、子安大多时间都跟妈妈一起住在这里，蔼龄也常常带着孩子回娘家，庆龄呢，1923年、1924年这两年里，她每年都有四五个月待在上海，感觉那时段时间她挺喜欢待上海，而没有那么喜欢待广州，也许在广州人太辛苦压力太大。她每次回上海的家时，给外界的理由也都是要陪伴妈妈，比如1924年1月10日的《广州日报》：“孙夫人于去年追随帅驾到粤，已越数月。现孙夫人以久违慈帏，依恋情切，亟应赴沪晋谒，藉以晨昏奉侍”。那时的她，应该是很喜欢和亲人在一起吧。美龄也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开心又自豪地说：“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家人。”
还记得有一部讲述三兄妹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分裂、从而走上不同人生道路与命运的电视剧，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这一个家，就像一头蒜。父亲就是那个蒜柱，孩子们就是围绕蒜柱的那些蒜瓣，母亲就是包裹蒜瓣弥合他们缝隙的蒜衣。”——这个比喻让我一下子想起宋家。虽然他们要显赫太多，但又何曾不是这样的呢？这个家庭多年来都是以父亲的政治立场为所有人的立场，他们从小就在宋爸爸的爱国教育下长大，努力追求社会变革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是每个孩子注定的要走的路。在宋爸爸去世后，几个孩子的政治立场开始有了微妙的不一样（当然这也跟他们都已经长大有关），到1927年，之前累积的点点滴滴不同一下子爆发出来，宋家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分裂。那时宋妈妈还在，即使是再刚强的母亲，看到儿女们当时的选择也会心痛吧，想必她也曾想过很多办法弥补孩子们之间的裂痕。那几年里，她真的如同蒜衣一样，维系着六个孩子心中的家。即使是长期流亡海外的庆龄，心中也一直牵挂着妈妈，这从她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往来信件里也能看出来。曾经采访过蔼龄和美龄的埃米莉•哈恩在传记中写道：“宋夫人去世前，她的孩子们早已各择其路，但她把他们紧紧栓在身边，从未使他们失去家庭的纽带。”
宋妈妈在1931年夏天去世，之后，围绕怎么处理她生前居住的这栋房子，宋家六个孩子曾有过争论。一向理性的大姐蔼龄认为，既然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那么把这栋房子让给卫理公会做教堂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她的弟弟妹妹都不同意，他们不忍心放弃母亲生前居住的房子，而是把它作为几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感情上的纽带保留了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栋房子都如同女主人还在世一样。“房子里面居住着宋夫人的陪伴和仆人，似乎主人仍活在世上”。好像即使蒜衣已经不在了，蒜瓣们还想努力抓住一些什么，留住一些什么，以使他们不要那么快地分开。
那么当时是谁在反对大姐把这栋房子捐做教堂的提议的呢？应该不会是庆龄，因为以她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一种急于要跟其余家人划清界限的心情，她应该是不会对房子的处理多说什么的。当时，她连宋妈妈留下的属于她的那份遗产都不肯要，不想再跟家人有什么牵扯，她的那一份一直由小弟弟子安替她保管着，值到1969年子安去世，律师辗转通知她拿回属于她的那份遗产，她则打电报去说把那些钱都留给子安的孩子。当然在妈妈去世后拒绝遗产并不意味着她对父母的爱的淡漠，父母送给她的嫁妆，她在后来的一生中都一直很好地珍藏着。

庆龄晚年非常看重一直跟在她身边的、忠心耿耿的李燕娥，她曾想过如果自己走在李的前面，那就安排李住到陕西北路369号去，在那里安度晚年。据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周和康回忆，李燕娥曾经乐滋滋地对他说起，夫人都给她安排好了，让她以后有需要可以住到宋家旧宅去，去世后也答应让她葬在自己身边。李燕娥最后走在了庆龄前面，但庆龄身边另一位单身的女工作人员张珏，晚年则在庆龄生前的安排下住进了这里，她曾写下《情系369》，记下了这栋房子在49年后的变迁：“解放初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369号创办第一座托儿所，后来用于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办公室。宋庆龄在这里参加过中国福利基金会年会，接受延安赠送麻织的孙中山半身像。以后，369号又做过中国福利会职工宿舍。”庆龄把她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中国的福利事业，包括母亲留下的带着家的回忆的房子，可是没有人知道她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晚年的心境。一向温和克制的她曾在1977年给陈翰生的信中气愤地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我母亲的房子等，都献给了中福会，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资产阶级’的坏名声。”她也曾无奈又伤感地对周围人说起，看来最后只有她能陪在父母身边了。
记得在上海读大学时，我很喜欢陕西北路淮海中路这一带老上海的景致，周末有时会一个人走过长长的街道感受那里的气息。那几年，尽管多次去过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故居，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未留意到陕西北路这栋宋家旧宅。现在看介绍说这里已恢复原状开放，但看里面的照片又觉得保护得并不好。当年逛街时应该多次路过那里吧，竟然一次也没察觉过，马路边高墙内，有着全上海与这个显赫中带着忧伤的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房子，这个在母亲去世后、被她想留住亲情的几个孩子所保留下的家。如果当年按照蔼龄的建议做了教堂，那它今天应该又是另外的样子了吧。可是尽管努力保留下了这个家，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曾尽力维护亲情，但他们终究没能够聚拢起来，最终还是各自天涯。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74012303/

★ Diary 10
2016.8.13
宋美龄和宋子文
“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越相信血浓于水这句话。”——美龄1962年写给子文的信。
美龄与子文之间，曾有过感情非常好的青春岁月，以及西安事变时的患难与共，但也曾在1940年代前后出现过阴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慢慢被化解。很多年后，子文的大女儿在一篇关于他父亲的文章中特意提到美龄：“先父与妹妹美龄之间的关系尤为亲密，事实上，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如同早年在哈佛和卫斯理的岁月。”在美国有四年相伴时光，结婚又都很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子文在美龄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长兄的角色。也许这让他在美龄面前有了一种做为哥哥的骄傲，在后来美龄嫁给蒋之后也保持着这种骄傲，无论有什么事都不愿在自己妹妹面前低头。对于子文的傲气，美龄为此有过抱怨，但一直对自己亲人相当厚道的她终究包容更多一些。
1907年，年仅十岁的美龄和二姐庆龄去美国念书，一起在威斯里安度过了五年无忧无虑的好时光。1913年庆龄大学毕业回国，美龄便转学去了哈佛大学附近的卫斯理，以方便子文能随时照顾她。那时他们来往挺多的，感情应该也很好，有时宋爸爸写信就只写给子文，让他看完后再拿给妹妹看。据美龄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忆，她当时常常跟同学用自豪的口气谈起自己的家人，并相当尊重他们的意见。1917年夏天，美龄和子文一起回到上海，然后他们又一起单身了10年T.T在这10年里，子文作为家中的长子，一直是家人的依靠。一次他去北方出差时，美龄所乘坐的车撞伤了一个小孩，哥哥当时不在家无法分担帮忙处理，美龄那几天担忧得几乎夜夜失眠。
1927年5月子文结婚，那时美龄和蒋正热火朝天地谈恋爱，但子文并不赞同妹妹跟蒋在一起，这让美龄非常烦恼。据陈公博回忆，谭延闿曾向他说起美龄的抱怨：“我到上海时候，去拜访宋老太。我正在客厅看报纸等候她老人家，突然见面前站着一个人，我以为是宋老太，急得站起来，谁知是宋美龄。美龄说：‘三哥，我爱介石你是知道的，我要嫁他而子文不赞成。子文结婚何尝得到过我的同意，今天我要嫁人，他倒要干涉我，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美龄的吐槽很犀利，感觉相当长的时间里，宋家几个大孩子都把美龄看做应该听他们话的小妹妹，对美龄的人生大事指指点点。后来也许是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向，子文对美龄婚事的态度也有了转变，1927年10月，他还陪同蒋去日本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妈妈，请她答应美龄的婚事。据蒋的日记：“出站后到吴宅休息，照相后即与子文回车到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其病已愈，大半婚事亦蒙其面允。”在日本期间，蒋与宋子文多次在一起谈论国事，并一起出游，几个月前子文反对妹妹婚事给二人关系造成的不好影响，大概也消散得差不多了。
1928年1月子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他和蒋之间很快因为用钱的矛盾发生冲突。据蒋的日记，1928年3月和5月，他跟美龄多次因此子文筹款不力而吵架，有一次甚至让美龄“生气而别”，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以蒋的个性，他肯定是在美龄面前抱怨甚至大骂她的哥哥，而美龄肯定也受不了自己哥哥被丈夫这样说，因此他们二人多次因为子文吵架。吵架归吵架，在紧急情况下，美龄也是在想办法劝哥哥筹款拨钱再给力点。中原大战期间，据蒋的日记，“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内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发，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子文闻之心动，乃即发款也。”可见美龄的言行能够震撼和影响她的哥哥。那几年里，美龄一直在子文和蒋之间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直到1933年子文辞职。

1936年西安事变，子文不顾危险坚决去西安让美龄非常感动。当然南京很多人反对子文飞西安，认为政府去西安与叛军谈判有损尊严，但子文依然极力争取。据美龄的回忆，“子文决意入陕……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那时她心中对子文的勇气与据理力争应该是充满了感激吧。两天后她随返回的子文一起飞往西安，一起代表蒋参与谈判，与各方周旋。
蒋是一个喜欢在文字中表达个人感情的人，他在西安事变的日记中写到子文第一次飞去西安看他后要回南京时，“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舍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给人感觉是生离死别一般，渲染着两人感情的深厚与不忍别离（其实他们感情并没有那么好-_-#）。而美龄感情克制，在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中，很少有强烈的感情倾诉，然而在她回忆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也能看出子文的陪伴对她的重要性。那是他们在西安事变的谈判期间，“余与子文唯一可以松弛神驰之法，为散步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清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为此间惟一具有光明之物像。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事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即使是坚强镇定的人，他们在那几天里也是极度紧张，且处境艰难。不知道蒋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在与各方交涉的间隙，唯一的放松便是在积雪的院子里一圈圈地走路，抬头望去的天空是唯一的安慰。而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的相互的陪伴，甚至故意发出笑声让彼此放松，更显得犹为动人。不知道在他们的关系最为不好的1940年代，有没有想起过那几天的日子，相互间的扶持与安慰。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出于对朋友的承诺与厚道，美龄和子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很默契地保护张的安全，关照他的生活与家人。感觉他们二人对一些人与事，都有着超越政治利益的温情在，除了保护他们的二姐，对待张学良也是如此。在西安事变后，美龄和蒋合著了一本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蒋在《西安半月记》中大骂张杨叛军，而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则一直在帮张说话。在书出版前，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邵力子及一些看过他们二人回忆文章的国民党人已经意识到两人在对待张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觉得如此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出版估计不大好，邵力子为此去找过美龄，但美龄坚持要在她写的回忆中为张讲话。据蒋离开西安后第三天的日记，子文和美龄都劝他兑现承诺，放张学良回西安，“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这中间应该也过很多争执吧。也部分因为此，在西安事变中营救蒋出了大力的子文，事变结束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再次任用。
后来，眼看张学良被囚禁已成定局，子文和美龄只能想方设法保住他的安全，关照他的生活和家人。例如张学良1941年7月在重庆手术，在美国公务繁忙的子文曾多次电报戴笠，询问张的身体状况。子文还把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以及子女在海外的情况辗转托人告诉张，并委托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关照张在英国的孩子。美龄也处处照顾张，努力让他生活更舒适些，并维护他的安全，张学良晚年曾在口述历史时感慨地说，如果不是美龄，他早就没命了。
晚年张学良其实多次谈起美龄，并把他们的关系染上了一种暧昧的色彩。比如他曾对王冀说：“我比蒋介石更早认识宋美龄。1925年东北军打到上海，那时我们就认识了。我和她约会她都同意，很高兴。我穿西装比蒋介石漂亮。我想娶宋美龄，说不定也能娶到，不信你去纽约问她……我知道为了我的事，宋美龄和蒋介石吵了好多次，吵得都快离婚了……”他还在一个纪录片中说起，美龄曾跟蒋为他的事吵架，美龄对蒋说，如果你杀了张，那我就出国把你的事全部抖出去！——这句话确实是张学良亲口所言，但我觉得有些太过了。一是如果美龄曾认真说过这样的话，那必然是在极为私密的情况下说的，张学良怎么会知道呢？美龄与蒋身边的人无论谁在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二是这句话表达出来的，分明是在向蒋说在我宋美龄心中张学良的重要性已经在你蒋介石之上了。以蒋的个性，听到这句话之后，张学良还能活吗……何况无论发生什么事，美龄还是是把蒋放在第一位的。

1940年，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那时距他1933年辞去财政部长与行政院副院长已经过去七年。他对仕途还是非常有心的，曾多次跟他在重庆信得过的人电报往来，商议如何再次进入权力的核心。他曾请李石曾帮他探听蒋的口风，李石曾给他的回信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介公、孔夫人皆避谈兄事……故拟缓言……蒋夫人对兄尚好，极宜维持兄妹好感……蒋夫人好工勤学，法文上亦有进步，与谈学识，亦极注意，弟亲见病中仍为介公服务，兄不可视为无识小妹。”现在无论是蒋还是你大姐都不愿谈起你，想说好话都没办法帮你说，还是等等看吧。你妹妹对你还不错，你应该努力跟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啊。她聪慧勤奋，对蒋有帮助有影响力，好好走走她的门路吧，别再把她看做什么都不懂的小妹妹了……从子文后来的言行看，李石曾这些话并没有对他发生影响。也许做为一个一直骄傲着的哥哥，实在不愿意向自己的妹妹求助吧，遇到事情他宁愿直接向蒋低头。
美龄1942年底访美，1943年回国，她在美国的言行尽管有争议，但无疑还是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那也是她生命中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刚到美国时，面对朝野上下重欧轻亚的政策，美龄曾想过与当时也在美国的子文（那时他已担任外交部长）联手，共同说服美国多给中国一些援助。她给蒋的电报：“妹西部返来时，应罗斯福之招再赴华盛顿，邀子文加入妹与罗斯福谈话，兄意如何？”但宋子文似乎并不买妹妹的帐，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官员都在欢迎蒋夫人访美之时，子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据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就说，子文曾“建议蒋夫人不要访美，而在访美成行之后，又不予协助，并一再告诉蒋夫人，她停留太久会不受欢迎，应该回去。”美龄访美期间，两人也多次因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看法发生争吵。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子文不愿意旁人插手他主导的外交，但我觉得这更多源于他的自傲，不觉得自己妹妹的到来能对自己的工作对争取美援发挥什么作用。他对一些由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职业外交家，比如顾维钧、王宠惠等，一直是非常看重且让他们发挥所长的。像旧金山会议这样出风头的场合，做为外交部长的他一开始都没打算参加，而想让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做他的代表。
1943年7月美龄访美回国，刚到重庆时与蒋还非常甜蜜，但很突然地就搬去了孔家住不理蒋了。杨天石曾考证说这是因为美龄发现陈洁如又到了重庆，因此与蒋发生冷战。唐纵的8月15日的日记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坐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闻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在1940年代，孔祥熙与宋子文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们关系不好，在这场争夺中，美龄无疑是站在她大姐一方的，这也让她跟子文的关系有了阴影。但具体到美龄访美回来与蒋冷战的原因是否涉及到孔宋之间争夺权力，在唐纵日记一个月后，蒋宋二人还在冷战期，9月15日，蒋的日记被他罕见地涂去了五行，剩下的内容为：“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杨天石觉得，能对蒋产生如此大刺激的人，除了美龄不会有别人了。但如果是唐纵日记所记的那样，又似乎不应该对蒋产生如此重大的刺激，让他把“忍痛、抑悲、制愤、茹苦”这四个词一起使用-_-#。（因此这一点也只有存疑了）
然后就是10月份的史迪威事件，子文在与蒋的剧烈冲突后被蒋冷藏，以至于作为外交部长的他连12月的开罗会议都未能出席，蒋也一直拒绝见他，还在日记里称来帮子文说话的宋子安为“天真幼稚之人”。吴国桢曾劝过子文通过他妹妹向蒋说情，但子文很倔强地说他不会这么做。也许他没有想到，美龄最后还是帮他说话了，据蒋的日记：“自10月痛斥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来见。昨日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属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父母亡灵，故在孔宅与之相见，当观察其以后事实如何也。”美龄的劝说并不是蒋与子文和解的主要原因，但还是能看到她对待自己哥哥的一种态度。

到了1947年，当时子文主导推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不适合进行着内战的中国，反而使得国家的外汇与黄金大量外流。在多方压力下，子文黯然辞职。当时不管是国民党内还是社会上都对他批评甚多，蒋也再次在日记中大骂他误国，其实政策的失败显而易见是因为内战而非政策本身的问题，但当时只有美龄为哥哥感到不公平，她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后来美龄与蒋到了台湾，而宋子文则和他的妻子女儿在美国定居。据子文的女儿回忆，美龄晚年跟子文有很多书信来往。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在1950年代初，在读大学的她开始跟男生交往，常常出去吃饭、看电影，因此受到子文的约束。开通的美龄则写信劝哥哥要尊重孩子的自由。
晚年美龄还曾写信给子文，调节他和蔼龄的关系，督促子文给蔼龄打电话，并说“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越相信血浓于水这句话。”后来子文与蔼龄慢慢恢复了往来，他曾在给美龄的信中提到去蔼龄在洛杉矶的家里玩的事。美龄也在调节自己丈夫与哥哥的关系，她通过子安邀请子文访台，子文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这次访问：“我在台湾南部呆了几天，看望蒋及三妹美龄，我们的重聚很愉快。”而在这之前，子文也曾受美龄托付在美国帮蒋找好的心脏病医生。
子文去世后，美龄因为一些原因没去参加葬礼，不过还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她的伤感：“家人对他和子安两年前去世都非常不舍。他们突然如此预料不到地走了，而且如此密集而来，当然让我们更难以忍受。”
子文与美龄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那么重要的作用，尽管同时代的一些人晚年纷纷开始口述历史，对自己曾受到的争议和指责进行解释，甚至有意无意为自己过往的经历贴金。美龄和子文身边的人也多次劝他们留下一份口述史，但他们都拒绝了。子文的大女儿在《宋子文与他的时代》的序言中提到：“先父生前，不少故旧属僚都要他写下自己的回忆，并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指责做出辩驳。但是他都拒绝了。他常说：‘让历史去评判吧。’他相当注重保留自己的隐私，对自己的一切只有他了然于心。”美龄晚年非常亲近的一个晚辈、宋子安的小儿子宋仲虎也曾提到过他多次劝美龄回述回忆，但都被拒绝了。“她总是摇头说不。她说，因为一切是上天安排的，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要写什么呢？我想这也许就是她对历史和对她自己的看法。”（Because everything is in god ’s hands，in one day all the truth will come out of what happened）这样的态度，折射出的其实是他们两人对历史对自己一生的某种看法。曾经在国际国内政坛上叱咤风云，生命最后的时光在美国过着低调宁静的生活，不为自己身后的功过是非和历史评价而辩，更不会想方设法为自己人生贴金引人关注，也避免了自己人生的细节再被人介入和评论，真是清醒又明智，非常大气和得体。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75894225/